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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公的点滴记忆

纳文 书生 2491℃ 已收录 1评论

文:雷宣

我的外公刘星垣(1891年3月18日-1978年8月18日),是成都历史上有一定名气的人物。记叙他一生中我所知道的片段,有助于填补正史上种种难以提及的细节,使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同时,也是孙辈在他离世几十年后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外公的父亲是湖北来川做生意的生意人,开始的时候家境很穷,在会府(现在的忠烈祠街)租房居住。后来代理英商怡和洋行的洋纸、电料,又收购川内出产的桐油、猪鬃、鸭毛出口英国,因而逐渐发迹。按解放后的概念,属于买办资产阶级吧。

  前清末年,外公十九岁,曾外祖父受洋人的影响,思想也还新潮,给他一根塞满金条的腰带,遣一个仆人送到上海,只身到英国留学,在英国伯明翰工学院先后读电机工程和地质工程专业。读地质专业时和李四光是同学和室友,当然李是公费,他是自费,经济情况不能相比。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先后在英国电厂和法国电力研究所任工程师。

  家里有钱,用完就在怡和洋行支取,家里再归账就是,自然和现在那些富二代一样操得转,只是没有现在富二代的张扬和恶俗,学习还努力而已。摩托车刚一出售,马上买摩托车(和瓜瓜的保时捷差不多哈)。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本土汽油供应紧张,只得改烧煤油。煤油咋启动?用一只棉袜套在滤清器口上,注射针浇上汽油,发动后再打开供油开关烧煤油。衣服更是新潮,啥子稀奇古怪的吸烟服、梳妆服都有。英国同学见女朋友,还要借他的衣服去打台面……。总之,童子福享完了,至于以后背老来时是后话。

  1921年30岁时,家里的兄弟不争气,虽然华西化学系毕业,却热衷于相信各种宗教和迷信。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乃至刘湘军师刘从云的“刘教”、端公、关仙婆等等信了一个遍,正事完全不靠谱。不得已,只好要他回国继承家业。

  外公回国后一心想建设水电工程,为此曾只身沿岷江上游到汶川、杂谷脑等地考察,希望在岷江支流上建设小水电站。由于旧中国的政局动荡、贪污腐败,特别是四川军阀连年内战,根本谈不上建设。加之1937年抗战爆发后,向英国订购的用于小水电站的全套设备,在运抵上海后毁于闸北的战火中,所以夙愿一直未得实现。

  除此之外,外公还热心教育事业。卅余年中先后在四川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四川省立高等师范、四川省立外语专门学校、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成华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校长等职务。在亲身任职、任教的同时,自己还出资办学。如为青龙街广益小学兴建了校舍和教学楼;成公中学更是依靠他长期在经济上和师资上的大力支持,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了几十年;说起来还是陈毅元帅读成都工业专科学校时的老师。1963年陈出访亚非拉路过成都,设家宴招待在蓉故旧,还专门邀请他参加。

  在英国10年,英语成了母语,按他的话说,一辈子做梦都是用的英语,授课教材也是原版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双城记》。当教授的收入自然不菲,每月1200-2000大洋。除了教书,拒绝旧朝的一切公职,除了和华西坝的洋人个个都是好朋友外,很少和旧朝的官员有啥关系。在四川大学任教授兼系主任时,国民党新派校长强迫他加入国民党,他宁可辞职离校也拒绝加入,在成都教育界影响不小。

  外公家中祖遗产业较丰,加之不菲的工资收入和善于经营地产、实业,逐渐有了殷实的财富积累。总数究竟有好多,他自己说不清楚,我更不清楚。不过活了几十年,听他和外婆的只言片语,参与清算的新朝官员、老成都的回忆,抄家的红卫兵(全是我的同学校友)回忆,我算是孙辈中最清楚的了。

  土地:大部分是继承的家业,在郫县和崇宁(现在郫县的崇义桥)、红牌楼一带,4房分家后到解放,大致2800亩。是不是这么多,天才晓得。由3个管家代为管理,管家些个个置办房产、买田置地、娶姨太太,不晓得黑了他多少田地。他没有兴趣了解,也不想了解,活脱一个白景琪和三个王喜光的故事。就连相当于《大宅门》里的郑老屁,只管买菜的焦大爷,解放后回资中,都有二百几十亩土地被划成地主。至于每年收了好多租子?收没有收?更是一笔糊涂账。那时城里的地主,有几个敢下乡收租的?出城遇见土匪被“拉肥猪”可不是耍子。唯一晓得的是,每年过年,佃客些上门拜年(外婆说:佃客,佃客,就是客),其实是进城耍,家里专门有若干客房、铺盖被褥,每天大肉侍候,烟酒两开,晚上川戏,直到满意而去。2800亩也就是解放了要减租退押,临时把找得到的地契统计造册的一个数字。

  住宅:占地25.3亩,英中合璧的3层楼一栋,加上许多平房,好多间?没人数,不知道。有标准网球场一个,仆人20余人,煮饭的、拉车的、看门的…..。为了不显富,在外面临街的两边先修临街铺面,再修高封火墙;公馆的大门在铺面之内,两间铺面拆下铺板就是通道,进去后才是大门,晚上装上铺板就和傍边的的房子一样,就连我妈晚上看电影回去晚了,也要凭记住门在哪两棵树之间,才不得喊错门。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一次到家里接他老爸,进去了说了一句:“哪个晓得这里面有这么堂皇的一个公馆哦!”

  地产:大部分是他投资修的,东门红石柱崇德里就是他修了20余个院子,中间的过道成的一条街;商业场靠川宾一侧的大部分院子和铺面,春熙路南路和老耀华的那个交界口子的若干商铺…..。

  实业:参股亲戚胡家(就是那个成都人挖苦的对联—父参议,子参议,父子参议;红酱油,白酱油,红白酱油,说的那家)合开的太和号;参股李咭人(大波作者,新朝的成都副市长)的乐山嘉乐纸厂;春熙路的那几个电影院的大股东…..。

  收藏:古砚台、鼻烟瓶、瓷器…..反正会府的古玩店老板收到好东西,先送家里给他把玩,一段时间后觉得喜欢就去付钱。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来华的“盟军”,在成都大肆收购中国文物,为了避免宝贵的文物流失国外,外公都千方百计地想法收藏保护起来,以免流失国外。一个美国空军军官看起一件7层剔红(深浮雕雕漆)《松山九老 竹林七贤》的双扇大屏风,大家都认为是国宝,觉得流出国外可惜了,通知他去,用巨款和洋人竞价,轰(成都俚语:用强力逼迫)退了洋人。有好多,他没有确切的数目,我更不知道。文革中,全部被抄家洗白。文革结束后,赵苍壁(公安部副部长)曾经给他道歉,说是老先生,你的那些东西,我们一样都赔不起,只有请你原谅了。

  家境如此丰厚,生活却可谓简朴,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袭布衣,穿梭在各个学校上课,和其他教授没有异样。外婆在家里指挥仆人做酱油、豆瓣、腌菜、女红,不时也和一些官太太、朋友打麻将。家里的子女要求严格,读书时伙食、衣服、和一般学生没有任何两样(主要怕露富被土匪绑票),在家给仆人也必须说请,称呼尊称。吃饭的时候摇铃,主人的饭厅和仆人的是两个厅,素菜一样,主人有翘荤,仆人每周有一顿肉吃(成都的打牙祭)。主人这边摆两桌,家庭教师、儿女的朋友、蹭饭的食客,到时候去吃就是了;仆人那边也是两桌,男女分开,加上仆人在成都读书的儿孙、打工来蹭饭的,统统管饱,没人统计人数也没人管理这事,一切按厨师安排。

  丫头到24-25岁就放人家,找一个正派人家嫁出去,陪奁家具、金项链、耳环、戒指;老家人退休就是一院小房子加家具,每月按时来取生活费。

  一家人的生活就这样平静的过着,啥子恶事坏事都不做,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说到好事嘛,做得不少:

  最突出的一件,掩护异党,吃了“花生米”,进了前朝的监狱,坐了“老虎凳”。30年代末,由朋友介绍,聘了一个女家庭教师熊维贞先生(原名熊梦碧),地下党贵州省委的负责人王定一的妻子,王被当局逮捕后砍了头,她只身流落到成都(前些日子看她的纪念册,说是受派遣云云)。其他家庭教师都是授课时来家,她没有地方可去,也就住在家里。介绍人对她的情况也是基本说清楚了的,外公和家人没有一个人认为有啥不合适的地方,加上先生待人谦和、又有教养,学问也还不错,所以处得很好。先生除了教书外也从事异见活动(解放后才知道),经常有人来公馆找她。熊维贞先生在成都地下民盟分管妇女工作,公开的组织叫成都妇女联谊会,联谊会开会的地址就是外公家。联谊会招待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也在家里设宴。公馆墙高院深,先生居然还在院子里和一些人(估计系异见分子无疑)排练解放区流行的秧歌剧,唱啥子《山哪边哟好地方》之类的歌(幼稚啊,特务可不是吃素的),家人也不干涉。

  久而久之,不晓得出了啥子纰漏,将军衙门的省特委坐实了她是共党分子。1947年的6月1日(史称61大逮捕)12点许,外面的伪装铺板门被特务们用撬起来的街沿石撞开,然后开始撞公馆大门。大门是用上好木料打造,厚约10公分,门面外用15公分见方、1公分厚的钢板像鱼鳞一样覆盖,门里有粗大的“丁”字型抵门杠,用《巴黎圣母院》的办法是撞不开的(踩点的特务肯定工作马虎,没有留意到还有坚固的大门,嘿嘿!用巴祖卡火箭筒也许有效)。最后开10轮卡倒车,用铁货箱把大门整体撞倒,冲进了公馆。

  听见砸门,我妈马上到先生寝室(三层楼的第二层),发现先生已经穿好衣服(解放后才知道,刚一有动静,外公立即意识到先生要出事,已经叫醒了先生,马上提走了先生的皮箱,里面有地下党的文件、名单之类,放在他若干书房的隐蔽处)。修这幢楼的时候,是外公设计,按英国人的习惯,有若干暗室、夹层、暗道,开口在衣柜、书柜、楼梯踏步等地,不说藏一个人,就是藏10个,也是不可能找到的。妈妈马上把先生藏进一个暗室。

  特务冲进大门,已经是开始砸门一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一个个手提手枪,恼羞成怒,分散搜查。到先生寝室,发现被褥尚有余温,人肯定在公馆里面,但是就是找不到。特务毛了,几个人扭住外公逼问,为啥不开门?答曰:保甲有招呼,凡是深夜砸门,一定是匪,不得开门,待情治部门来处理。人呢?答曰:那么大的公馆,肯定在里面,你们慢慢找就是,我哪里知道她藏在啥子地方。于是,又是一轮疯狂搜查,自然还是无果。特务们几乎要疯了,几杆枪给外公比起(成都俚语:对着),说是不交人就打死你。不知道是有意还是走火,总之一个特务的枪响了,击中外公左上臂。随即一根绳子绑了,丢进将军衙门的监狱(和成都名记者车辐先生同狱室)。

  留下若干特务守候,意欲看先生啥时候藏不住了出来和有啥子同党来探听消息。院子那么大,哪里是几个特务看得过来的,所以每天妈妈都可以有机会给先生送几个馒头和水;外婆也一改温文尔雅的态度,对前来探听消息的人,进门就是像斥责家人一样的大骂(有意暗示出事了)。特务守候几天,不得要领,只好撤离。当然,肯定还是在大门外守候,所以用一架梯子要先生翻过院墙,到另一条街外面的铺面,化妆后脱险。

  外公在看守所天天过堂,受了些啥子大刑侍候,他没有提起。只是我小时候看《红岩》时说起老虎凳,他说他坐过。特务头子逼问,先生是谁介绍的?答曰:华西坝苏洋人(一个加拿大籍教师,介绍人中确实有他,其他的中国人自然不说),特务再疯也不至于去找洋人麻烦;和谁来往?答曰:不知道,没留意;天天开饭时你总晓得有几个是她的客?答曰:认不到,天天都有认不到的人上桌子吃饭,儿女的朋友、同学等等,我哪里记得到…….。外公进监狱后,成都舆论哗然,咋个大绅粮成了异党?外公的朋友些,在前朝的体制内的人开始发Pia言(成都俚语:不合时宜的异见),其中严啸虎的老爹最喜剧,给严说:他咋个可能是共党,他是有名的大绅粮,共党就是要共他的产,你们搞球些啥子名堂?是不是好久要把老子也办成共党抓去嘛。省特委会的几爷子开始挠头了,确实放跑了共党,该抓;罪名坐不实,舆论压力大;该放。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之当时的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出面以身家性命担保(李是张群在成都重要人物),放出了监狱。

  出狱后,依然照常上班,也不给任何人提及有这段历史。直到文革前,我小学的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要各人写出家里解放前革命的光荣历史故事或受压迫的血泪史,对于班上的大部分革干子弟,都可以煌煌然写出几篇;对工人子弟也不是问题,唯独难住了我这狗崽子,该不得写啥认罪书,讲讲收租院的故事嘛。外公看见我郁闷,才给我讲了这段故事,写成文章,煌煌千言,好不得意。

  第二件:在朋友有困难时,外公总是义无反顾地给予帮助。

  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一家逃难到桂林,盘缠用净,国府以要他担任部长要挟,不担任就不资助路费。李不愿意,一家生活陷入绝境。李的太太写信给他,说是只有你的钱他才能要,于是汇相当于大洋20000的等值货币,帮助李顺利到达重庆。

  武汉大学临时内迁到四川乐山,外公四处奔走出力。对沦陷区流亡来成都的同胞,不论认识与否,只要找他都尽力给予帮助。如香港会计师陈乙明先生一家逃难来蓉,外公为其提供免费住房,在生活上妥善安排,直到抗战胜利返乡。1974年文革期间,陈乙明曾通过外交部的同意,由香港专程来成都看望外公。

  作家李劼人先生的儿子遭土匪绑票后,外公毫不犹豫地拿出巨款帮助赎票。此后,李劼人先生与他结为终身至交好友。

  第三件:抗战军兴,成都各界踊跃捐款为空军购飞机,捐几万大洋的人不在少数。外公一点动静都没有,儿女追问。他不得已才说,早就捐了。为避免招摇,是将钱汇到重庆国府他的一个留学时的朋友,国府的部长石英,要他以他在英国时使用的名字代为捐出。有多少,他不说,也没人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是一笔远远超出成都捐款最多的人的巨款,以致不敢在成都公开捐出。

  第四件:资助了若干进步学生到延安,只要学习努力,提出要求,外公总是来者不拒,不但给足盘缠,家里生活困难的,还按月给他家里一些生活补贴,直到解放。具体有好多,他不说,没人清楚。解放后,每年家里总要收到一盒上好的巧克力糖,就是一个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在秘密部门工作的学生带来的。叫啥名字,他知道,我们全不知道。

  外公还经常帮助那些学习优良而家庭贫困,无法继续完成学业的学生。只要他得知有这样的学生就一定无条件地帮助,不但代交学费和生活费,有的家境十分困难,还代为供养家庭。回忆他帮助过的学生,有中学生、大学生,有的还资助到国外留学,记得姓名的即逾二百人。

  30年代,成都春熙路有一个“现代科学看相”的能人,找他看相的人如过江之鲫。外公也带了几个家人去看相。看相的说,59岁那年会破财到底,但是破财后可以当官。(其余的3个人看的相都说得在以后几十年一一应验)大家都认为,不赌不嫖不抽,那么大的产业,完全是打胡乱说,没有任何人在意。1949年12月27号,成都解放,外公刚好59岁。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随即成立了一个“八县农民联合会”,对原驻成都的地主和逃到城里的地主开始清查,勒令地主些到驻地登记,集中住宿。八县的农民代表来驻地一一对号,有劣迹的,押回原籍,斗争、“敲沙罐”。没有劣迹的,交出地契,开始减租退押,没收一切动产、不动产,一句话“肉体上消灭,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

  外公也去报到,若干批农民代表轮流辨认,都说认不到,直到那三个管家出场,立即被认出,押送到当地,谁知道是“敲了沙罐”还是咋个,估计这几位当时肠子都悔青了。这个地主实在奇怪,下面的工作人员向“八县农民联合会”管事的汇报,一个副主任看见他的名字,马上说这位老先生就是资助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得嘛,立即开释回家。

  回家后,他清理出五件国宝级的文物,剔红屏风、翡翠大瓶、田黄摆件、羊脂玉观音(高约30公分)、窑变达摩立像交给政府,说是请政府妥为管理,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如果损坏实在是历史罪人。没等到完成减租退押,政府的任命送到家里,任命他为郫县、崇宁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立即赴任参加土改。天大的怪事,他就是哪里的大地主得嘛。参加土改,那些政府官员对他还是很尊重的,开大会时要他现身说法,效果确实不错。

  家里的所有财产,房子、房产等都变卖成钱来减租退押。算好,古玩、书籍、发电机、显微镜、家具等一样未动,大公馆没有了,全家搬到我爷爷家的一处房产居住。面积只有25分之一,房间20分之一,质量就差之天远了,仆人减为三人。

  土改还没有结束,1950年人民政府即任命外公为川西行署工商厅副厅长,此后历任四川省工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副厅长,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三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外公经夏康农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期担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四川省委员会主委,和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四川医务界的人士关系甚笃。他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前主席季方是好友,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到后圆恩寺的季老家去看望季老。

  算命先生的话完全应验,真有这么神奇?不好说,不敢说。

  故事并未结束,家族的苦难、荣耀都还远未结束。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外公率团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六十年代他又先后出访前苏联、德国、波兰等国。

  为了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他不但保持和英国友人的通信,全面介绍中国情况,还时常寄去我国的《人民画报》。为了祖国的统一,还多次在广播电台发表对台讲话。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都平安渡过,没有受到冲击。就其原因,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灾难,感受了抗日战争的惨烈,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后,都从心底拥护共产党,期盼充满民主自由社会,都热情的拥抱这个新生的政权。至于以后自己会经受什么不公正的待遇,都完全没有想到。和外公一起生活的10多年中,我能深深地感受这一点。

  50年代,岷江上游的龙池水电站的建成,使外公多年梦想利用四川丰富的水利资源发电的夙愿得以实现,他说起来就滔滔不绝;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回来,说起中国居然能造汽车,更是兴奋莫名……。

  每日的参考消息他都仔细阅读。击落美蒋特务U-2飞机,到处找资料,说是这么先进的飞机都能击落,共军真是神勇;中印边界冲突时,外公翻出一副英国出版的大比例中印边界地图,按战报仔细观看共军进展,还制作了若干带大头针脚的小红旗,要我和他一起在图上标注,所以到现在我对达旺、德让宗等地名还有印象;中苏论战的9评发表期间,每当电台播出,外公都召集全体家人围坐收音机旁,仔细聆听……。

  为了加强学习,购买全套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自然必不可少。外公还仔细阅读,每次阅读,都用不同颜色的彩色铅笔在重点处划线,直到这本书上赤橙黄绿青蓝紫线密布。现在思考,哪么多重点,不就是全书都是重点,他真正看懂了吗?一定未见得。不过虔诚学习的态度却不容质疑。

  在政府地方大员面前,他是模范花瓶,大家对他都喜爱有加,因为他绝不会发任何Pia言(成都俚语:不合时宜的异见)。其实,除了真心拥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人不知道,他不习惯说中文,说起来结结巴巴,中间想不起该咋个表达时,还夹杂若干英语单词;所有书面发言,都要妈妈根据报纸先拟好发言稿,念流畅就不错了(记得宋庆龄吗?语言能力和她类似。)。最喜剧的是大跃进,郫县犀浦放亩产10万斤的卫星,要各界去参观,以示言之不虚。当众过称,指定的掌称人就是他,另一个副主席童少生(民生轮船公司老板之一,宜昌撤退的前线指挥)记账。最绝妙的黑色幽默!真有想象力,地主掌秤,资本家算账,绝了。回来后对这个组织的闹剧居然深信不疑。

  就连街道的爱国卫生运动他也是积极支持参加,亲自设计制作竹木灭鼠器,一共两种样式,我们称之为“木猫”。家里的所有角落广设机关,一年之间竟然灭鼠百余只,我家因此得到成都市的卫生先进红旗。

  至于原来为开发水电等目的从英国带回的西门子煤油发电机和地质显微镜等,都几乎等于赠送,全数交给了地质勘探队。

  按当时的规定,各民主党派的主委,都配给了汽车一辆。当然不及正规的高干,正规高干配给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福特”“道奇”轿车时,通常配给民主党派的是吉普车;正规高干开始配给“华沙”“伏尔加”时,“福特”“道奇”再配给民主党派。这样,外公先后有了配给的吉普车和“道奇.顺风”。这两台车的使用,外公都严格要求,除了公事之外,任何人不得为私事动车。男孩子,喜欢汽车到极点。可是我的记忆中除了带我去参加邓锡侯追悼会、都江堰放水仪式、望江楼端午庆祝活动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时候乘坐过这两台车了。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照顾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有关方面曾实行了“优待票”的办法,按级别每月供应香烟、白糖、猪肉若干,还可凭票在指定的内部食堂享用市面早就绝迹的菜肴。记得,省政协的内部食堂就设在东胜街大院内,我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加上是唯一的男孩子,所以跟外公、外婆去加餐的次数多一点,至今还记得食堂的“酱肉丝”“鲜花饼”“番茄炒蛋”的美味。1960年初,困难的情况达到顶峰,成都市曾经有三个月停止向市民供应猪肉,外公毅然自动停止使用政府照顾他的优待票,默默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心愿。

  为了缓解家庭中存在的饥饿,外公和家人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栽了若干颗南瓜,藤蔓用绳索牵到房顶上蜿蜒,施以全家的粪便。到了秋天,一共结出了143枚大南瓜。体重较轻的我上房子收摘,外公用“土红”(建材店里卖的红土块)为颜料,在南瓜上一一编号,区别收摘先后,再放于一间空屋内的木架上。靠这些南瓜,一家人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一些南瓜还分送至爱亲朋,是当时最珍贵的礼物。

  外婆在家,被指定为政协学习组的组长,每周组织那些前朝遗老的太太小姐学习,家里经常坐满落魄的太太小姐些,学习啥子《时事手册》。我记得的人有:刘文彩的小姐刘宛兰,国军18集团军司令李振的太太郑惠英,田颂尧的太太,伍培英的太太等等,有一些家境还不错,我放学回来总是给我一把糖,有一些就不行了,例如:伍培英的太太,每次学习都先来,选外婆边上的座位就坐,说是挨到杨嬢嬢有好烟(中华、牡丹)抽。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人对新朝有啥子怨言,对于一落千丈的生活水平,也平静愉快的接受了。

  从1963年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恶潮阵阵涌动,就连我这小学生都感觉到形势将对出身高的人不利,恐怖的阴云密布。这种感觉就和德国电影《马门教授》和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记叙开始疯狂虐犹前德国犹太人时德国犹太人的感觉类似。记得的事件,刘文学被偷海椒的地主勒死;《夺印》中地主婆娘腐蚀干部的:“何支书,吃汤圆了”那句经典名句;街道上出现了四类份子打扫大街的身影;枪毙人的布告上那些:思想反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语言……。其实,这就是为政治目的,在人民中大讲“阶级斗争”,使国家陷入内斗,使民族走向“纳粹”化和疯狂,进而陷入巨大灾难的必然过程。

  1966年文革前夕,一股“红海洋”之风刮遍全国每个角落。城里的各家各户都用红色油漆,将自己的大门乃至铺板漆成红色。一眼望去,整条街成了清一色的大红底色。稍微好一点的住所大门口的原有匾额,门口的石头狮子、石鼓,都被铲除或砸毁。家里也买回一大桶红油漆,外公为我掌梯子,我先把大门上木结构的木雕狮子头全部锯下,然后将大门和门框全部漆成了红色。

  1966年8月北京血腥的“红八月”发生,在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的大舅用公用电话悄悄给外公打了一个电话,通报了北京的情况,要家里有一个思想准备。没法准备,横竖都是要被冲击,全家只能惶惶不可终日的静等那一天到来。终于挨到1966年9月10日上午,门铃大作,我去开门,见外面两路纵队,身着绿军装,扎铜扣56年式军用腰带,“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共20余人鱼贯而入。为首者,李井泉之子申XX,其余均系当时省市领导的子女,抄家开始。

  文革开始的纲领性文件是“516”通知,上面赫赫然写着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各级领导,和4类份子、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有个屁的关系,自伙子切相互厮打就是了。可是这些当权派明知对象将是他们,出于找替罪羊先挨刀或转移斗争大方向,总是先把这些人菗去先抵起,打手则是自己的子女。自以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后代出手之黑,没有经过的人难以想象,毒打、侮辱是小菜,“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是他们的军歌(和党卫军的《ss闪电部队在前进》有啥区别?),任意打死人也没啥大不了,甚至把打得奄奄一息的校长塞进锅炉活活烧死。成都这次抄家,就是由李井泉主持召开会议分工决定,由政协提供6个副主席的姓名住址,按图索骥,先副主席、再常委的由社团组织的行动,完全不是文革后所搪塞的,乃造反派的无组织活动。说到造反派,在自己父母背时后,子女个个咬牙切齿,其实造反派的“爷爷”就是自己。咋个整人家就对,整自己就喊黄三。

  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查抄荣国府”一段,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理解这是啥子惨状,曹老先生的笔墨也写不尽然,我的秃笔更无能为力。小偷进屋,只要钱财;强盗抢人,只要细软,鬼子进村,杀人逮鸡….。“红五类”进家,是以上的总和还加上毁灭文化、摧毁人格(详见我的《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暴行》一文)。一切还以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利益,这些冠冕堂皇的狗屁理由进行。

  首次抄家结束后,外公和我一起,默默在抄家者点燃余烬上搅了一锅浆糊,将勒令必须高悬在大门口的“罪状”用厚纸裱糊,再在上下两端钉上木条。每天早上,外公掌梯我上墙,将这个狗屁东西挂出去,晚上再收回来。唯恐被风雨损坏,招来杀身之祸。时隔几十年了,我还记得爷孙两每日早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那份默默无言和耻辱。

  1967年初,我由出身较好的同学带出去参加串联受教育。在上海,用父母给的不多的钱,给外公买了一根3节电池的手电筒,作为原来他5节电池手电筒散失在抄家中的补偿。这把电筒,一直用到外公逝世。回到家来,已经是春节前了。除夕晚上,别人家里都人声鼎沸的庆祝春节,唯独我家不敢高声喧哗。外公摸出一盒抄家时幸存的一盒信号火柴(是一般火柴的10倍大,火柴杆上包覆了一层发光物,可用于野外遇险时发出求救信号),我就在院子里把火柴一根根划燃,权且当成节日的烟花。

  不久,房屋“被志愿”上缴房管局,安排进了4家人居住。幸喜院内的一个独立小院相对独立,还可为外公、外婆保留一个维持相对“私密”的空间。只不过居住的房间只有薄薄的木板墙,保温性极差,怕冷的外婆再不敢轻易出屋,每天只能蜷缩在家中。

  文革期间,各种物资的供应都很匮乏。外公原来喜欢喝咖啡,没有罐装咖啡供应,所以中断了很长时间。一天,我忽然发现,人民商场有肯尼亚咖啡豆卖,马上买回一些给外公。外公在煤炉上炒熟咖啡豆,没有了原来的咖啡磨,只好用乳钵压碎。熬好之后,没有方糖,就加上糖精片来饮用。

  文革中期,各派力量忙于相互争斗,外公这些“死老虎”逐渐被遗忘,没有继续陷入被迫害的行列。只是武斗枪声不绝于耳,外公每日上街走路的习惯也不得不改变。

  文革接近尾声的1974年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几乎使外公陷于没顶之灾。在退赔抄家物资时,有关部门称所有物资因为抄没时没有建立清册,所以找不到原主。可是这个时候却新生枝节,解放初期在仓促搬出公馆时,古瓷器需要装箱,利用原来地契、田契的附页(正本已经上交),那些上好的棉纸进行包裹和填塞。搬到新家后,没有任何人再翻动这些瓷器,逐渐也遗忘了这件事。结果在有关部门清理这些物资充公时发现了这些纸片,随即就成为了地主分子保存变天账的铁证。外公不得已,在政协学习班上反复检讨、认罪,才勉强过关。

  1974年,外婆去世。1978年春,外公抱病到京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同年八月十八日外公因肺癌逝世。但愿他们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天国能够安宁,一恸….。

  写完对外公零零星星的回忆,一直在想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其实无非是想说:解放之后,其实并没有显著的所谓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绝大多数人都真心拥护共产党,都期望祖国由此繁荣昌盛。为了政治目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其结果就是人为地将自己的子民按臆造分为两类,鼓励一类攻击另一类。加上作为敌对一类的对象还不断变化,今天右派,明日四类份子,后日走资派……,结果最后人人都可能成为斗争对象,民族就此被淹没在万劫不复的血海之中,教训可谓深刻!可是直到近日,还有居心叵测的人在种种场合宣传阶级斗争,宣扬提倡阶级斗争不为过…..。但愿我们都能有一个共识:妄言阶级斗争即国贼!只有如此,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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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们对自己的故乡没有一种客观的概念,不管它是以经济著称还是以历史著称,我们所有的只是对假期的记忆、对家庭的记忆、对少年时代和夏天的记忆。——弗朗索瓦丝·萨冈
    书生2016年-06月-24日发表回复| Google Chrome 48.0.2564.82| Windows 7 x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