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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贵和锁萍|端午

纳文 书生 828℃ 已收录 0评论

 

1986年出生的锁萍留着齐刘海,每天出门都会擦上粉底,打睫毛膏,抹口红。睫毛膏的质量不好,总是结块,睫毛看起来硬邦邦的;口红也容易掉色,粉底遮不住脸上的雀斑,但好在她皮肤白皙,看起来透着年轻的光采。化妆是她到北京后“学会”的时兴之举,也是她称之为“体面”的一部分。更多时候,这个陌生的城市带给她被排斥的感觉,她谨小慎微地守护着自己的尊严,比如作为一个保姆,在雇主家,她从不打开冰箱随意吃喝。

她说自己毫不眼馋城里的一切,“城里再繁华,不是自己的”。只有在家乡,她才有身份的认同感。她不是一个保姆,不是一个可供差遣的对象,偶尔可以享受妈妈为自己炖的汤,睡舒服的床,衣服可以挂在衣柜里,而不是叠放在箱子里,饿了和渴了的时候可以随时进食进水,而不用担心自己的举措是否不合时宜。

更重要的是,在家乡,她可以随时见到两个可爱的孩子。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锁萍还没怎么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便离开了孩子。

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甘肃,受灾面积为甘肃全省的四分之一,达40多个县区,尤其陇南地区为重,使原本贫困的甘肃省雪上加霜。锁萍与金贵的老家岷县还未从汶川地震的影响中走出,2013年7月22日,当地又发生了6.6级地震。锁萍家的房屋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墙皮都开裂了。重修房屋需要花费十万元,根据岷县政府灾后重修房屋补助的相关规定,重修房屋必须达到一定装修标准才能接受补助。政府可以出资4万帮助他们维修房屋,剩下的六万自费。

锁萍的家中,婆婆和母亲照看着两亩地的农田,农作物的收成勉强可以自足,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依靠金贵在城里马不停蹄地打工。六万元对于甘肃农村的任何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都不是笔小数目。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给出的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岷县农民年均收入3384元。

最终,夫妻俩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修了房子。为了偿还债务,2014年春节过后,锁萍来到北京打工。

那年三月,锁萍跟随金贵乘坐18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北京西站,又在地铁上折腾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达了金贵所在的施工队——位于北京三元桥的一个小区内。

锁萍第一次看到了金贵在城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临时搭建的集体宿舍内,逼仄的空间堆满行李和包裹,空气中混杂着男人的体味和脚气,以及食物残留的味道。灯光昏暗,出于安全起见,这里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的电器——事实上屋内算得上电器的只有灯泡而已。夏天的时候,一间六人住的屋子可以插一座电扇。

北京的初春仍然很冷,锁萍和金贵挤在两层加厚的棉被下,依旧能感受到棉被外冰凉的空气。

金贵笑着把外套从箱子里翻出来给锁萍盖上,“冷是吧,过会儿就好了”。

工地上的伙食雷打不动:早饭是白粥,午饭是馒头加一个热菜,通常是土豆烧鸡、土豆猪肉之类,晚饭是挂面,最常见的是将中午的剩菜和挂面“混着下了”。

负责工人们伙食的厨娘是个四川女人,在这里可以挣到每个月2200元的工资,同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她能体会工人们的不易,因此她总试着变着花样地给工人们换口味,尽管原料基本上都是土豆。工人们也不挑剔口味,一天的体力活下来,到了饭点只感觉到饿。

在保姆市场被雇主挑中后,等待上岗的日子里,锁萍眼见丈夫从早上五点半起,便要睁眼忙到天黑。三度左右的气温下,金贵的脑门上都能沁出汗来。

也许是从那时开始,锁萍真正意识到,进城打工,就是意味着受苦。她再也没有在金贵面前抱怨,与孩子分离让她多么伤心,来到城市打工有多么不情愿。

她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在心里掐算着日子:相比在保姆市场见到的一些女人——孑然一身,无家可归,她的苦日子是有盼头的,赚够了钱,债总有还清的一天。

 

离开家的时候,女儿已经懂事,抱着锁萍的大腿哭闹,哀求“妈妈不要走”。可她还是走了,且因为现实原因,一年只能回一次家。

这几乎成为锁萍不能触碰的痛,一提到女儿,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她拒绝给人带孩子,尽管育儿嫂的薪资相比普通保姆更高,但她忍受不了,“一看到别人的孩子就想起自己的孩子”。

在北京,金贵每个月的工资是4000元,锁萍每个月的工资是3200元,除去每个月1000元寄回老家,夫妻俩加起来的生活开销是800元左右,锁萍除了买衣服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开销,她给自己规定,一个季度只能添一件外套,一个月允许买一件单衣,价格不能超过100元。金贵需要抽烟喝酒,开销大一些,但每个月也不会超过500元。

照理来说,他们每个月能存下五千多元,一年就能存六万多。但实际上他们一年只能存下四万左右,因为还有一些意外款项:

在农村,红白两事的随礼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某种程度上,农村的人际关系就建立在各种仪式间的你来我往,一户人家办喜事,则几乎全村人都要表示贺喜;随礼不仅事关一家一户的体面,更事关日后行之有效的人脉网。“现在我们那的红白事随礼,都涨到了三百到五百元。”锁萍说,在她的家乡,年轻人们都外出打工了,消费能力提高的同时,带动了老家的物价,包括随礼标准。

除此之外,孩子们一旦生病,就医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通常的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不住院就达不到新农合医疗保险制度的报销标准。

在中国,像他们这样常年离乡背井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约有2.42亿。

1990年,金贵小学毕业。由于父亲早逝,为减轻家庭负担,他早早外出谋生。第一年,他去了甘肃省天水市的工地上干活,一天4块钱。第二年,他去了武威市,一天10块钱。1996年,他来到北京,在马甸桥的一处建筑工地上运水泥,一天15块钱。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他每天的薪水大约150块钱。看似十倍的涨幅,却抵不过物价飞起的速度,“金贵”们始终徘徊在消费水平的下游,甚至底层。

在外打工的人们总是特别留恋过年时在家乡的生活。正月里的农村总是透着热闹和喜庆,老人和孩子们欢迎年轻人们回村,年轻人们在外打拼了一年,带着一年来攒下的钱荣归故里。他们在这时候总是很舍得花钱,这是一年中难得的犒劳自己和家人的时刻。

2016年春节,锁萍和金贵在家待了两个月。大女儿五岁半,小儿子三岁半,正是最可爱的年纪。锁萍整日陪着他们,苹果一样的脸蛋,小小的手和脚,怎么也看不够。孩子好像以神秘莫测的速度在长大,“就像木桩下的蘑菇”,一个不留神,再瞅一眼,就窜个儿了。

金贵和锁萍几乎每晚都带着孩子参加各个同学、朋友组的局:他们去KTV,点水果啤酒,和孩子一起唱《小苹果》;他们带孩子逛商场,可以随意地问商品的价格而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他们在饭桌上吃肉和新鲜蔬菜,给孩子买他们想吃的水果。

这时候锁萍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两样。

每晚,这一家四口挤在一张床上。孩子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只有用手臂环住金贵和锁萍的胳膊,他们才能睡着,生怕一觉醒来,爸爸妈妈不见了。

“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一直呆在家乡。”锁萍说自己每次回家,就“再也不想出来了”。他们的家是个简易的平房,有100多平米,宽敞又干净。而锁萍在北京一些雇主的家里,只能与老人共住一个房间,睡在沙发上。

这次回家,金贵惊喜地发现,女儿识字了。无意间,女儿误把金贵写得潦草的“李”字看成了“全”字。这让他喜出望外,那天,他花了一整个下午教女儿写字。说起这些时,金贵显得很兴奋,他在本子上向我演示,潦草的“李”字与“金”字是如何得相像。

金贵叹了口气,“女儿真的是很可爱,”他看了看我,又低头,顿了顿说,“还是要想办法回老家的。”

那是他的长远打算了。

至少在目前,金贵夫妇俩坦然接受了这样的局面,这似乎是“合理”又“合适”的。他们需要赚钱,只有进城才能赚钱。何况,只有在城里打工,钱才能存的下来,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花钱”。

 

在北京,金贵所在的工地换了好几处施工点,锁萍的雇主也换了好几任,2015年5月开始,他们的工作地点刚好紧挨着,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距离,这大大减小了他们的见面成本。金贵还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和锁萍争取了一处“单身宿舍”——这样,在极少的夜晚里,他和锁萍能够有独处的空间,和性生活。

所谓的“单身宿舍”,只是一顶独立的军用帐篷,实际上是工地上的库房,平日里堆满了各类建筑工具,有些金贵也叫不上名来,但他知道它们的用途。好在金贵“啥都懂一些”,这才争取来了看守库房的“美差”。

库房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库房重地+手机充电室”。这里不仅是库房,还是工人们统一给手机充电的地方。进门左手边是一张钢丝床,屋子里唯一的电子设备是金贵托人在网上买来的“先科”牌视频机,花了两百多元。

金贵和许多工人一样,不懂得网上购物,对于绑定银行卡、开通网银的安全性,他持有一百二十分的怀疑。他在门口的电线杆上用五根铝线套了五个圈,各接上一个易拉罐,自制了一个有线接收器。于是,视频机就能够收到五个电视台了。

如果说这个库房有什么鲜艳的颜色,就数床头那只粉红色的毛绒玩具兔了。那是小区里的居民丢弃的,金贵把它捡回来放在床头,因为“老婆是属兔的”。

床边掉了漆的铁桌上,放着乌雅兰图的唱片,一包兰州香烟,一个塞满烟头的烟灰缸,和一瓶价值7块2的牛栏山二锅头——那是金贵的精神享受,也是他忠实的消费选择。

金贵时常感到莫名的焦躁,收了工后,他一人面对库房,感觉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有时,心脏突然会跳得很快,坐立难安。这时,他总喜欢把自己灌醉,随着晕眩感而来的,是疲惫感与睡意,他的情绪得以平复,倒下头,就睡着了。

我去库房做客的那天,恰好碰上包工头进库房闲聊,他当着锁萍的面对金贵说,“今天当着你老婆的面我正式通知你,下次你要是再喝多,直接滚蛋。”

金贵有些尴尬,笑着应承了几句。锁萍摇摇头,“我可管不了他”,她看了金贵一眼,又帮他说话,“我也理解他,他也没别的爱好。”

金贵的“苦闷”总是发生在锁萍失约时。住家保姆没有自己的时间,除了一个月两天的休息日。自从一年前,一个独居的老太太相中锁萍并雇佣她照顾自己后,锁萍和金贵的相聚时间大大减少了。由于雇主是个空巢老人,老太太十分依赖锁萍,又极度缺乏安全感,锁萍外出买菜都被掐算着时间,更不被允许随意外出以及过夜。

金贵常想念妻子,希望她能在夜晚从雇主家偷偷溜出来陪伴自己。可锁萍总让他失望,夜深人静时,他常醉醺醺地给妻子打电话,表达自己的苦闷。听着丈夫酒醉后的埋怨,锁萍心里烦闷极了,好几次她气得挂断了电话。

“晚上出不来,他总对我发脾气。”锁萍卷着手中皱巴巴的纸巾,一片一片地剥下,再用手弹开,“可我也委屈,和谁说呢。”

通常,矛盾后的第二天,锁萍会从买菜的时间中挤出缝隙,在菜市买十块钱三个的鸡腿,带去丈夫的库房“哄一哄”他。每一次,金贵都会护送锁萍回雇主家,归程中他们横穿过龙潭湖公园,这是他们常约会的地方:每个锁萍的休息日,金贵会在下班后带她来到这,看看假山、楼阁,不同的花草,即使是冬天,他们也乐意来这里逛逛,就算寒风萧瑟,若有湖水映着月色,两人都觉得分外浪漫。

当夜幕降临,人流散去,金贵和锁萍感觉自己褪去了那件隐身衣——那是所有进城打工的人都自带的属性,他们隐身于两点一线的工作和住处,自觉屏蔽所有的繁华,有时倒未必是他们消费不起,而是周遭的环境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就是会觉得不自在吧,”金贵尴尬地笑笑,“确实,我身上总是沾满水泥和灰尘。”商场、电影院、餐厅、甚至便利店,他几乎从不踏足,因为“自己并不属于那些地方”。

只有在夜色中,空旷的公园可以是他的,可以是她的,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

 

锁萍作为一个“留守一代”,坚决不想儿女成为“留守二代”。

自打她记事起,父亲就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由于父亲从事的是“大工”工种,收入在那时还算丰厚,锁萍的家在当地属小康之家。锁萍因此能够拥有比别家孩子更多的吃食,过年时还能有一件新衣服。儿时的她总自豪地对别人说,“我爸爸在城里打工。”

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父亲这个角色远没有母亲重要。幼时的锁萍只要有母亲的陪伴,倒也不觉得缺失什么。只是,锁萍常看到母亲偷偷哭泣,那时候她没法完全理解,现在,她懂得了,“那是妻子在思念丈夫。”

常年的分离使得父女感情疏离,锁萍很少和父亲说话。她时常感觉归家的父亲是一个远房亲戚,爸爸与叔叔伯伯们,仿佛没有区别。不知是否受潜在的心理影响,成年以后的锁萍选择了比自己大12岁的金贵嫁作丈夫,因为金贵“照顾周到”,又“体贴细心”,“像父亲一样”。

几十年过去,情况好像有些不一样了。父母在城里打工似乎不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成为了农村孩子普遍的家庭状况。

金贵和锁萍商量好,等到大女儿上学时,锁萍一定回去照料孩子们。

“其实现在就该在他们身边,这个年龄是他们最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说这话时,锁萍忍不住哭了,用围巾蒙住了脸,再拿下时,脸上挂满了泪水。可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得抓紧挣钱,越往后,孩子们的花费越大。”

锁萍没有考虑过,两地分居对于夫妻感情的影响,在她看来,“大家都这样”,别人可以,她和金贵就可以。像其他小城女人一样,她对婚姻和家庭没有什么深入的思考,懵懂地接受着为人父母的责任,一切为了孩子。

锁萍也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教育问题。她与金贵也并不打算花费多大的精力财力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教育。初中毕业的她认为,“能不能念(书)得看孩子自己”,如果孩子能上大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供,如果孩子“不是念书的材料”,也只能听之任之。

对于母子分离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会否有负面影响,锁萍也没有考虑过,她也“不太懂”。我问她是否听说过留守儿童自杀的新闻,她点头,又立即说,“我家孩子不会的。”她认为,那种“极端情况”只会发生在极其贫寒的家庭中,“孩子觉得活下去都很困难,才会想到去死。”

金贵和锁萍坚定地相信,只要努力挣钱,就能尽快回老家和家人团聚。2016年,他们已接近还完所有的债务。尽管这是以全家人的分离作为代价,但他们已渐渐习惯,生活看起来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装修家里的新房时,锁萍想要把房子装修得和城里人一样:独立的卧室、客厅、饭厅。可金贵愣是把卧室、客厅和饭厅都打通了,一点隔断都没有,只拉了几块帘子。

金贵这么做有他的考虑。早年他在县城开过家居店,最终赔钱了事,可装配家具的手艺还在。他琢磨着,等在城里赚够了钱,就在家开个家具店,省了店面费,盈利就容易多了。

那样他的梦想就实现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有钱赚,日子和美。

—— E N D ——

题图:视觉中国。

卫诗婕,新闻系学生,目前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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