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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贾平凹先生的新作《极花》，又一次引发人们对农村女性生存境遇的讨论。这让我想到之前在农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以及一直思考的一些问题。

2010年，我在北方某省的农村做调查，那是个300多户、1200多人口的大村庄。在那里的十多天，我们隐约了解到，有一家的媳妇是从南方某地“买来的”，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就这个话题与当事人深谈，只是偶尔一两次见到她抱着孩子坐在家门口，乍一看，与本地人倒也别无二致。

后来，我在上海郊区农村，看到大量的外地农民跑到这里继续从事农业劳动，替代已经进城务工、定居的本地农民。这些外出继续务农的“农民农”，在进城后多半都经过了一个先做工、再务农的迂回过程。为什么又回到土地上呢？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发现了这一家庭决策背后的性别分化。它多半是男性主导的，理由是农业更自由，它不需要朝八晚五，上班打卡，虽也有节气、要遵从农时，但农业的节奏是富余的、宽松的，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设备更是解放了人力、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

对于上述理由，我们所访谈的女性“农民农”，大多不以为然。相较于即便是高度机械化的“农作”，她们更向往工厂制度下更为体面的“工作”。有一位和自己的老公一起做大面积花卉种植生意的女性，我们在她的苗圃中，并非出于礼貌地艳羡她每日卖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悠闲生活，可她仍然是一脸愁容地表示，还是想回到工厂、回到城市。

以人为本？以户为本？以户口本为本？

这种认识和偏好上的明显差异，可能不仅需要从城市的角度来思考，也要从农村的角度去追问。其中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农村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农村又能提供给女性什么？

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稳定基于家庭的土地承包关系，因而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这样的表述。总之，落脚点是“户”，不是“人”。

可是，什么叫“户”？中国人对“户”的认知和认定，从来是极具模糊性的，它在日常生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并不一定完全与法定文书相吻合。分家析产、申请宅基地时，一定要强调两代人早已各自独立门户，实际生活中看，还是几代同堂、生命不息、啃老不止。类似现象之多，早已见怪不怪。

在人口快速流动、婚恋半径无限扩展的时代，“人户分离”早已司空见惯。这一公安部门视之如洪水猛兽现象的背后，是“家庭”与“户口”两种观念及结构的碰撞。国家要加强对社会的数目字管理和对基层的控制，编户齐民、以户为本、以户口本为本，就成了一种治理的基本手段。而家，则是一种文化演化的产物，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分户治之，固然便于防范豪强的坐大，这种核心家庭化的现代趋势也符合个体化时代的一贯政治正确，但它在带来个性解放、撤除超越个体之上的共同体束缚压迫的同时，也撤除了传统社会中承担保障责任的重要缓冲性结构，继而把皮球踢到了接盘的政府脚下。

政府面对“户”的态度十分模糊，也相当矛盾。它一方面通过明文法令，从制度上鼓励和强化核心家庭。比如，城市户口簿对“户”的认定就基本是核心家庭式的，所谓首套房、二套房的认定以及房产税征收过程中的免税面积认定也是以核心家庭为基准计算的；而另一方面，它又在软性文化上大力倡导一种超越核心家庭的代际互助模式，目的在于卸载现代社会中政府不得不承担的某些保障性责任。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披露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有意识地把与再生产有关的责任转移给家庭的思路。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

差不多正是同一时期，社会上关于“以家庭代社会”、“妇女回家”（即鼓吹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妇角色）的论调再次甚嚣尘上。这样，再生产劳动转化为家庭内部劳动，在创造了建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将女性置于结构性不利的地位。

回到前面的话题，在当前绝大多数家庭仍然以男性作为当然户主的情况下，农村女性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就被遮蔽和埋没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之中。尽管现行《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但在实际生活中，“从夫居”仍然是主流。很多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以村规民约的名义，限期要求本村女性在外嫁或婚姻状况改变（如离婚）后，将户口迁出到男方所在村，其作为本村集体组织成员所享受的土地承包权等权利也一并收回，不迁出者则成为“黑人黑户”。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女性是流动的，但土地不能流动，那么土地所承载的用益物权能否流动、“漂移”并成功落地呢？娘家的村委会要决绝地收回外嫁女的土地份额，娘家人会出手相助吗？会的，但是先别高兴，他们可能另有打算。比如外嫁女还有其他兄弟，那么全家会极力主张女儿的这份土地承包权利，让渡给原生家庭的其他成员。

那么，只要男方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组织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媳妇”，赋予她集体成员资格，享受和其他村民一样的福利待遇，不就一切OK？总不能“两头通吃”就是了。道理是如此，但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以各种方式抵触、拒绝给通过婚嫁进入本村的新人以“村民待遇”的案例。

光明正大、明媒正娶的情况下，农村女性的基本经济权利尚且存在较为普遍的模糊地带和相应问题，如果是拐卖进来的黑户，谈这些权利就更是一种奢望了。

娜拉走后怎样？

为什么很多农村女性抱怨田间劳苦、礼赞工厂生活？因为从文化到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在农村的存在都是漂浮的、无根的。这既与其角色在生命周期内的变幻相伴始终，也与其个人在城市乡村间的迁徙如影随形。

从闺女待字闺中，到成为别人的新娘，青年女性完成了从娘家人到婆家人的过渡。在新婚初期，处于一种两栖状态，稍有矛盾，便闹着回娘家。受了欺负，还有娘家的兄弟（即孩子的舅舅）作为代表前来交涉甚至兴师问罪。然而，随着生育和分家的发生，新的以夫妻双方为主轴的核心家庭得以独立门户，女性在婆家的话语权开始加强。与此同时，娘家人内部结构也进一步分化，孩子的舅舅讨了老婆，孩子的外公外婆年岁渐长且也要面对来自孩子舅舅们的分家压力，已然自顾不暇，因此很难再为自家闺女操心，这使得女性对于其原生家庭即娘家的离心力进一步增强。孩子逐渐成人，女性从“小媳妇”变成“老娘们”。当孩子成家、父母公婆老去故去，女性的身份又从“老娘们”变成了“老妈子”，达到了她个人在这个父系、男权体系中的巅峰阶段――媳妇熬成婆，从一个外来者变为这个家族的守护者，达成身份认同的转化。这个漫长的蜕变过程中，女性的实际权力会在实质上逐渐提高，但在名义上很可能永远是以夫之名、以子之名，退居幕后、隐而不彰。

现代工业文明似乎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它带来了女性的解放。没有工业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文明对女性是具有亲和性的，女性是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无论参与社会就业的竞争还是家庭内部家务劳动的价值重估及其货币化，都由此开始；但另一方面，那些简单重复、缺乏技术含量的机械操作又无疑是在吞噬着人格的多样性，“血汗工厂”中的极端经历也成为很多打工妹的梦魇，在这个意义上看，农业生产方式又确实是自由、自主、自在的。

从农村来到城市，意味着一个“全面发展”的农民不得不告别从前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须从事的领域极广的活动，发展专业化的能力，至少是“一专多能”。女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转变尤为艰难。

工业化与市场化一道，把劳动转化为商品，使之卷入现代化进程，脱离传统的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和工作场所的模式，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二分。但是，家庭形式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必要组成部分和本能表征。那么，就被迫产生了家庭内部的重新分工。女性转化为家庭主妇，劳动则分成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两类，前者以货币结算，后者则属于无偿义务。

工业社会初起之时的这种新型分工，内含有一种默契，即尽管女性居家从事不计酬的劳动，但男性也相应负有供养整个家庭并对女性的这一贡献给予补偿的责任。然而天长日久，这一初时的契约逐渐习以为常以至于被淡忘。再生产和生产在生涯中的和谐以及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变得薄弱了，对女性社会保障的缺失变得可见了。生存压力的加大，迫使女性也要走出家庭，践行现代性的平等原则。于是，市场迅速填补了家庭劳动出现的真空。而在强调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女性的出走和进入劳动市场，则把包袱甩给了上一代人，使原来的两性间分工转化为代际分工。

然而，进城就万事大吉了吗？进城后又发生了什么？一是传统的生产空间被大幅压缩甚至不复存在，而现代生活和消费习惯则快速填充了这个空白。二是从事家务活动的时间大为减少，一个原因是货币化、市场化替代了自然经济，分工替代了自给自足，另一个原因是为抵抗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不得不增加非家务劳动的时间以贴补家用。

可是，“被城镇化”的感觉并不舒坦，在家庭中话语权的涨落往往还是取决于双方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差异。所以，女性在进城之后，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以职业确立自己在家庭中新的地位和价值，这也是她们往往比男性更决绝地拥抱现代工业文明的心理和社会基础。

“娜拉”出走，妇女进城。之后如何呢？她在城市落脚，大抵两种选择：要么在城里进厂，成为女工；要么到郊区下田，再作农人。前者的高强度劳动背后，是获得职业女性身份认同带来的满足感；后者的独特生存状态则使其在保持了生产方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生活方式与城市的基本接轨。但无论这两种选择的哪一种，都远未实现农村女性在就业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她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一地鸡毛中，还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天花板”。

这种失衡格局的造就，正是全球化浪潮裹挟之下，发展中国家小农经济与乡土社会结构瓦解的一个象征。在小农经济的废墟上，城镇化风暴正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