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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对台湾1987年政令变化的关切可谓是全方位的

纳文 书生 1377℃ 已收录 0评论

文:冉云飞

1986至1987年是台湾社会变革很重要的年份,别说党外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就是“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所组织的“老兵返乡运动”也可谓轰轰烈烈。诸种民意浪潮的合力,需要官方一个更为适切的回应,终至在1987年7月15日,由病势日笃的蒋经国宣布终止38年对台湾社会的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同年10月14日允许民众到大陆探亲。这样的大事,应该是当年全球最重要的新闻之一,尤其令中国与美国至为关切。

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对台湾1987年政令变化的关切可谓是全方位的。民间关切的主要群体当然是台属,这事关他们分隔几十年的亲情及相关利益。官方关切的核心部门是中央至各级地方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因为事涉台湾事务诸方面的运营主体就是他们。夹在官民二者之间的研究台湾诸问题的学者们,也没有闲着,特别是台湾问题研究重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反应极快,这一点从我所搜到的《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一书里就不难看出来。

《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分上下册,十六开,共327页,由厦门台湾学会、厦大台湾研究所内部编印。从所写内容,以及文末与讲课时间来看,可初步断定讲义编成于1987年6月至9月之间。我拥有的这一套《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是从一位学员那里流落出来,上面有他的一些批注,并注明了不少人的讲课时间。最早的讲课时间是1987年10月12日,最晚是10月22日。是书收了十八篇文章,涉及台湾问题范围比较广泛,政治(现实时局、党外运动、美台关系)、历史(台湾历史与现实关系、台湾的战略地位)、经济(含贸易)、军队(情治系统及军人干政问题)、文学、民俗、民族、妇女、社会、对台宣传诸问题。但唯独没有涉及宗教信仰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与作用,在一个充斥无神论的社会里,也许他们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明白人都知道,谈台湾党外运动及社会的民主转型,不谈基督教长老会的作用,绝对是个不小的疏忽。

十八篇文章由十三位作者完成,这些人基本上后来都成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骨干,如陈碧笙、范希周、陈孔立、陈国强、邓利娟、黄重添、朱天顺等。文章最多的作者是邰宝林,有四篇,分别论及国民党二代精英、蒋经国去世后可能的军人干政、妇女及社会问题;次为杨锦麟三篇,所论为党外运动、情治系统、台湾政局发展历史及现状。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二位后来基本没有继续在台湾研究领域里深耕,前者出了一本通俗书《台湾社会奇闻百态》(后演变成《台湾社会奇闻大观》、《台湾社会奇闻档案》),后者则在写了一本《李万居评传》后,进入媒体行业,享有大名。偶在台湾大选时充当评论者与报道者的角色,能用自己曾经的知识储备,评论观察得比一般人要靠谱一些。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几乎没必要谈到学术研讨会的级别。但在我们的生活境遇里,讲习班的称谓与曾经存在过的讲习所一样,很难不让人将其与相关的意识形态联结起来。我不知道这个关于台湾知识讲习班举办者的级别,但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重要性来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相比,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更得地缘、血缘、语言、习俗、搜集史料等方面之便——不可小视。从对1986至1987年台湾政治变化现状的反应之快、应对之全、讲者水平之高,我猜测这样的讲习班,至少应是对福建省县级以上对台领导干部的培训。因为福建省对台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是全国任何省份都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这个培训班开讲期间,正是国民党允许民众到大陆探亲的时间,这说明此一台湾知识讲习班的前瞻性。《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的作者,按彼时的年龄分可分为老一辈学者如陈碧笙、朱天顺,中年学者如陈孔立、陈国强,年轻一代则有范希周、杨锦麟等,并由此对他们的文章做一个大致的阐述。

作为老一辈学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陈碧笙在《台湾的战略地位》一文里,对台湾如何因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大陆与美国外交互动,马上被取代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窘境,有一些细节颇有意趣。“1968年4月,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曾访问台湾五天,与蒋经国密谈”,接着是为《卫报》撰文的佐尔扎到台拜会大蒋、小蒋。次年国民党就把“反共抗俄”的口号,改为“反攻复国”,并把宋美龄任会长的“中国妇女反共抗俄联盟”改为“中国妇女反攻复国联盟”。1971年9月基辛格访问中国,且在中国大陆即将获得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情况下,彼时台湾“外长”周书楷说:如台湾地位毫无希望的话,国民党可能与苏联结成联盟,且与其他共产党国家谋求更好的关系。并引用丘吉尔的名言,如魔鬼能拯救英国的话,他甚至不惜与俄国结盟。其悲壮亦如此。(pp.109—110)

外交上的风云激荡,一般人只看其大,其实从小处着眼,也是可以一叶知秋的。与上面所说同期的时候,一向不露面的蒋方良也在台湾电视上露面两次,数次回苏联,且受勃涅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接见。台湾官方在一些著名的团体中取消了“抗俄”的说法,并不表明民间能同步进行。因为表面不抗俄可以,但反共就难免实质上要抗俄,比如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台湾不仅形成一股翻译索氏作品的热潮,而且出版了刘孚坤、吴琼恩合编的《索忍尼辛的震撼》(先知出版社1976年版)等,带有一定研究性质的书。索氏1978年在哈佛大学发表著名的演讲《一个分裂的世界》(分别有马英九、李玉成的中译)与访问台湾后,王绍陵等著的《勇者的言证: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说及其反应》(中央日报1978年版)、《索忍尼辛的诤言》(远东书报社1978年版)、吴丰山等《索忍尼辛及其访华始末》(自立晚报1982年版)、《索忍尼辛与自由中国》(中央日报1982年版)等书陆续出笼。以后我会用专文《索尔仁尼琴与台湾》来申发此事的特别意义。

而朱天顺的学问要比陈碧笙差,他在《台湾民俗概要》里的一些提法颇令人喷饭。在说到台湾受外来习俗影响时,他说台湾人在对比蒋政权的腐败且不了解大陆的情形下,有崇拜日本、欧美的风气,色情行业泛滥。“由于西方腐朽文化的侵饰(蚀),加以蒋帮长期以来提倡‘无烟工业’,出卖台湾妇女的灵魂,以色情引诱外国人到台湾观光以增加外汇收入,因此,台湾城镇色情行业较多。”(pp.165—166)这种说法,当然不是他的“研究”,而是此前对台宣传中所习见。如1978年6月广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印的《揭蒋评论》(对台宣传稿选):“更加令人气愤的是,蒋经国甚至大搞所谓‘观光外交’、‘无烟囱工业’,不惜出卖台湾妇女的色情来换取外国观光客的钞票。”(p.8)作为一个学者,十年后在给对台干部做培训时,还说这种不过脑子的话,面对即将到来的台湾民众到大陆的观光,何以自圆其说?

虽然这本讲义里并没有专文论及宗教与台湾社会的关系,但在《台湾民俗概要》里肯定其他信仰的同时,朱天顺说:“近几年来,由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竞相派遣传教士到高山族居住区宣教,并用物质引诱他们入教,有一部分高山族同胞受骗,成了教徒。”(p.178)这当然是一种不得体的偏见,更不是一个学者冷静客观的态度。事实上,对原住民传教此前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虽然他不可能提前读到胡慧玲撰文的《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望春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但要了解这样的信息,以他就职的研究所的便利、拥有的政府资源,是不难查找到的。在我看来,除了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外,还是学术上的不诚实与懒堕所致。

讲义的学者们在政治正确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然政府不会让他们来培训其对台干部。陈孔立在《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批驳台独的若干观点(提观)》一文里,他借一位台湾教授之口说:“‘厦门大学以台湾史的研究为主,……不无配合统战的用意’,可见他们对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很注意的。”(p.316)正因为如此,陈孔立还是说了些务实的话。针对有人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陈说“不要以为越古越好。有人说早在周朝台湾就是中国的。不科学,受到反驳”,说台湾的习俗许多与大陆一样,“但也不能夸大,以为台湾同胞的看法都和我们一样,说台湾70%以上的人主张统一,甚至要台湾同胞和我们一同建设四化,那是错误的想法。关于高山族和汉族的关系,也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并不是一惯团结的”(p.317)。对于台独的观点,他没有提到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也没有提到彭明敏、王育德、辜宽敏,更没提到美国人葛智超,主要以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为中心,这大约也是1993年8月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编印《评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的滥觞。因为这书里不仅收了陈孔立同事朱天顺、韩清海等人的文章,也有他《评所谓“台湾汉人”与“大陆汉人”》一文。

至于邰宝林谈蒋经国去世后,不排除有军人干政的可能,看上去分析得有点道理。但他几乎只字不提美国与大陆因素,对台湾可能出现的军人干政之牵制,这使得他的立论缺陷非常明显。同时在论及内部选项时,也少及蓬勃的党外运动,与竞争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政治,对军人干政的可能影响,其未能准确预料台湾的政治走向,自在意料之中。《台湾社会问题面面观》一文也没有多少出彩处,但他在最后一段总结时还是颇能带来一点思考:“为什么台湾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却缺少社会运动去解决呢?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制度相联,三者荣枯,彼此影响。……从执行(政)当局角度讲,他们出于维系政权统治的需要,对社会运动有所顾忌,于是采取诸多措施限制社会运动的开展。”(p.267)

杨锦麟三篇论及党外运动、情治系统,以及台湾政局的发展线索与当前现实,其务实程度总体说来,高于他绝大部分同事,虽也有策士心态,但陈腐的意识形态腔调相对较少。他后来写过《李万居评传》,但他在写党外运动一文时,却基本不溯及选举制度的存在,对台湾党外运动的形成,最终导致民进党组党成功的重大影响,殊为令人不解。但他在估计彼时台湾政局与党外运动时,提及有人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使台湾走向民主政治,实在是很高明的对付中共统战的杀手锏。对此,杨锦麟在《一九八六年台湾党外运动总论》(p.22)和《台湾政局发展的主要线索及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pp.207—208)几乎说了相同的话,兹引后者:“我们的政治对手比之过去不是更衰弱,更腐朽,而可能是政治手腕更高明,在政治斗争上更不易对付。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不能轻视我们政治上的对手,对台工作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杨氏实在是一位真正为官方着想的研究者,比起那些给官方说好话、灌蜜糖的研究者,至少有一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感觉。

2016年3月4至5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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