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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忌到和解:“二二八事件”与台湾的转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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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东阳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无论是台北市长任内,亦或是以国民党主席、地区领导人的身份,每一年2月28日,马英九都会慰问“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年年鞠躬道歉,十几年坚持下来,以致被质疑为“道歉达人”,但当局和国民党一直在用诚恳的办法,跨过了历史的仇恨。

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的政治事件曾一度是台湾社会不能提及的“政治禁忌”。解严后,在民间团体及执政党内部改革派、反对党势力均提出诉求,开始获得当局的正视。虽然事件死亡人数、哪个领导人应该负主要责任,本省人与外省人、地下党、日本殖民残余力量在事件中各扮演何种角色等历史真相的讨论今天仍在继续,但台湾社会已经就事件达成基本共识:无人能垄断二二八事件的诠释权,错在执政当局,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不能对该事件进行政治消费。

人们有了共同的敌人

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的对日本的受降典礼。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校长陈仪被调任台湾,担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陈仪希望台湾民众能感受到委员长对人民的“热情赤诚”,但很快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一位名林江迈的妇女在兜售香烟时与国民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产生冲突,缉私人员的枪托打伤了妇女,引发周围民众愤怒和围观。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又开枪打死了一名抱不平的群众。缉私血案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28日上午,四、五百人发起游行请愿,冲击公署大门,要求行政长官公署“严惩杀人凶手”。其间,有民众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人,逮捕6人。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

手脚慌乱的台湾党政军一把手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引发一连串群体事件(抗争期间,民间也出现本省人排斥外省人的流血冲突)。起初,民间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呼吁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推进台湾的政治改革,陈也派人参与。但此后,委员会达成的处理大纲中要求撤换陈等台湾主事官员、追究责任,这让陈十分不满和恐慌,他宣布解散委员会,并将情况汇报给南京领导人蒋介石。在南京的党政要员商议后,认定事件是“暴乱”,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急令军队赴台湾增援,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亦随之而来。

由于官方长时间的刻意掩饰,并视其为研究和讨论禁区,有关“二二八”的各种历史真相的解读版本众多。“二二八”事件期间,此后的影响却十分巨大,讨论此后影响台湾数十年的“省籍矛盾”、“台独思潮”、“白色恐怖”等政治现象的源头皆无法回避该事件。“二二八”事件背后,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言行的确处处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等初衷背道而驰。

以著名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者、曾经刺杀蒋经国未遂的黄文雄为例。黄文雄的父亲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台湾光复后,十分正统的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

他发觉自己的奋斗十分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出于不信任,中央政府派驻大量大陆官员赴台接管,黄父工作的建设局里也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而大陆官员也对这些日语比国语流利、闽南口音浓厚的台湾同僚十分不满。这种观点得到长官们的认同,陈仪认为,“台湾人民由于受日本长期专政政治的统治,政治意识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国民党之‘训政’才能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公民”。这类言论,极为伤自尊。

言语上的难以沟通,加上从大陆到台湾的军政人员,质素参差,良莠不齐,不时与民众发生冲突。而战争期间GDP仍在增长的台湾,工业及农业生产在战后数年出现倒退,经济上一度出现了颇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天空中充满戾气。社会上甚至出现“日本狗去,中国猪来”一类过激言论。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黄文雄的回忆中,“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类似的回忆还有许多。高雄冲突中,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至此,不管本省还是外省人,人们开始了共同敌人——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而事件结束后不到三年,随着国军在内战中落败,一群又一群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区。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二二八”伤痛还未抹平,戒严令随之到来。这让当时以外省籍精英为主的公知圈十分不满,60年代以前,还有诸多异议者,但随着雷震被捕、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进入“沉默的二十年”。

事件该如何定性?

在镇压以后,当局又实施清乡措施,逮捕与枪决了许多知识精英、学生和民间领袖。为了平息舆论,陈仪成为替罪羔羊——官方以行政长官公署政策判断错误、处事不当,造成国内舆论不满,陈仪被解除行政长官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国民党官方将“二二八”定性为反政府的有预谋行为,并将矛头暗指向共产党,认为其在事件中曾煽动骚乱。3月28日,台湾省政府主办的《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划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

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被指责方的否认或者承认。在1949年前,中共将该事件定性为“台湾的自治运动”,(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社论》),1949年后,则称为“二二八起义”,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指责国府野蛮制造白色恐怖。至今,大陆官方每年都在举办纪念二二八起义的活动,2012年前一直以座谈会的形式纪念事件,近两年则改成学术研讨会。

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1992年台湾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推估数据,则为18000人至28000人。

虽然处于内战期间,但国民政府没有实施戒严令,也没对媒体进行严格控制,因此民国一些有影响的报纸纷纷对事件进行分析和报道。3月2日《大公报》头版报道事件,提及民众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以及缉私伤及人命做为暴动发生原因。

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官方媒体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则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

而当时的西方驻华记者也参与了报道。如当时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鲍威尔的报道称,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象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道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

除了死亡人数外,在事件当中出现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流血冲突、亲日力量的参与程度、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力则有不同的学术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绿营和独”一些学者将“二二八”视为台独运动的一个精神图腾,认为是反对“外来政权”的一次抗争,并刻意放大事件中的省籍矛盾。但当时的“台独”还远远没有成为思潮。著名的“台独”理论大师史明在抗战期间,还曾亲赴延安打游击。曾经是日共的分支的台共的确曾经希望台湾能够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但这和当年全世界的马列信仰者和左派一样,深受“民族解放”理论的鼓舞。而且当时的民间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

统派学者王晓波则认为,当日台湾严重的粮荒,是民怨的重要根源;而粮荒的出现,则与日本人有莫大的关系。一些统派研究者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民众穿着日本服饰,操日语,使用日式武器,唱日本国歌,发布日文战报。而日本在国军接收台湾前有计划让台湾物价飞涨导致,日本政府才是元凶。学者黄彰健的研究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帮凶是当时美国派驻在台工作三名情报工作者,为了让美国托管台湾,处处协助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抗长官公署。但这样的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以分析和推测为主,缺乏很多事实依据,也很难受到舆论赞同。

体制内走向社会

1950年5月,当局匆忙宣布二二八事件就此结案,封存史料。在戒严期间,有关“二二八”的讨论被视为禁区,甚至无任何学术研究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当局开始探索政治改革时,一些民间研究者和民间组织才重新提及“二二八”。1986年3月,民间社团台湾人权促进会以“省籍与人权”为题,举行座谈会,纪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其行动纲领第五十一条,便规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并定该日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见。”

彼时,蒋经国还未宣布解除戒严。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虽然被当局监视,但是当局并没有干涉。而此时国民党的“吹台青”计划已经十分成熟,李登辉、连战、吴伯雄等本省优秀中青年干部已经在党内备受重用。而且吴伯雄等还是受害者家属(吴伯雄的亲叔叔吴鸿麒在“清乡”期间被杀),他们受到重用也表明主政者没有排斥“政治不正确者”的后人从政。

1987年,蒋经国刚拔出关着民主魔瓶的塞子,就亲睹专制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二二八”等“敏感词”的脱敏开始走出第一步——没有老大哥后,民间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纷纷跨出自我设定的禁区。

1987年,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海内外台湾人社团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对二二八受难者作追思礼拜,希望政府和社会大众能正视历史的伤痕,疗伤止痛。“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的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共鸣与支持,越来越多社团加入,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也终于打破40年的沈默说出心中的痛苦。台湾人也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走上街头,要求还以公道。1989年,这个话题还被搬上了电影,侯孝贤拍摄了《悲情城市》。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逐渐让步,此后二二八事件不再是最大的禁忌,有关“二二八”的讨论迅速公开化,甚至民间开始提出“清算”和“追责”的要求。

但在党内,该不该让公民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要不要废除“万年国民代表”、修改“五权宪法”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以及“二二八”等历史事件定性问题仍然没有共识,国民党内因此分成了“主流派”(改革派)和“非主流派”(保守派)。前者希望直接推动地区改革,以适应民主化的潮流;而后者则希望“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暂时不改革间接选举等制度,以为国民党改革与转型和未来面对选举制度赢得时间。在二二八”等历史事件问题上,二者也有较大的冲突。前者希望能够以政府的名义诚恳道歉,承认执政失误,并采取赔偿和调查真相等补救措施,以此卸下包袱,赢得民意;后者也认为应该道歉,但要掌握事件定性的诠释权。

矛盾并没有公开化,但是在一些对外接受采访中可以略知一二。1988年12月31日,蒋介石的老乡、保守派大佬“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在受访时称,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便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

而在这二位保守派大佬的表态之前,李登辉等改革派领导人已经做出较为谦卑的姿态。如在1988年2月22日,在继任地区领导人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会中,李登辉谈及二二八事件的看法时态度已经十分吻合。他表达自己反对利用事件来煽动民意,“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后面,要把心里的黑影拿掉,拿出对国家的信心。”次日,李登辉命其次女李安妮,前往“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听取研究员赖泽涵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及政府应如何处理的意见。3月9日,官方首次正式公布杨亮功在1947年的《二二八调查报告》。8月,全台湾首座二二八纪念碑,由民间兴建于嘉义市,官方没有表态。

此后,党内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话语权逐步落到改革派手中。而改革派获得话语权与这期间进行的政治改革有关。1988年,“解严”后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党代会“十三大”上,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以“促进三民主义宪政改革,完成‘反共复国’大业”为题,作开幕讲话。标题的前半部分让人眼球一亮,而后半部分几乎没有人放在心上。

改革的第一刀便是民意代表机构直接由民众选举产生。虽然旧的民意机构程序上完全正义,但是大部分代表的名额被所谓的“沦陷区”代表占据,而1969年开放的“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增额选举,也只是释出很少一部分名额。国民党保守派长期不愿开放所有“院会”民代选举,除了维护“法统”的需要,程序上,“元首”和政府机构负责人由民意代表简接选举,因此一旦开放“院会”直选,国民党随时有丢掉政权的危险。

与此同时,1990年,台湾大学生们发起学运,要求废除“万年国代”、直选“总统”。在民意支持下,党内无法达成共识,李登辉则绕开党内保守派,宣布召开“国是会议”国民党与其他在野党达成了“国会全民改选”、“万年国代全面退职”、“废除妇女等职业代表并改为以政党比例产生的不分区代表”、对历史执政错误进行道歉等共识。

基于这个背景,1990年,“立法院”在当年二二八纪念日即将到来的2月27的院会中,集体为二二八事件死者默哀一分钟。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在国民党主控的殿堂被确立为台湾历史的悲剧。

这意味着“二二八”的“脱敏”进程已经从民间和反对力量到执政党后,又从官方机构获得突破口。1992年,“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此外,台湾当局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建立二二八纪念碑,二二八公园,二二八纪念馆等等。1995年,当局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并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1996年,李登辉成为首任民选领导人后公开道歉,成为首个公开道歉的地区领导人。

十余年来,《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经过数度修改以及立法机构的表决,也变得更为完善。根据这个条款,若是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新台币,下同)。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万元,监禁补偿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但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最近的一次修改发生在今年4月30日,根据修改后的条例,若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在申请给付赔偿金期限届满后,仍因故没有申请赔偿金,自条文修正公布后,可再延长4年。

为什么领导人仍要不断道歉?

在上世纪90年代,后“二二八”已经不再是敏感词,官方也在反省道歉,并采取赔偿、建造纪念场所等具体措施。但无论是此后的陈水扁还是马英九,每逢纪念日时都在不断道歉,已表达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有关“二二八”历史真相的讨论,各方仍在讨论和激辩中。由于台湾每四年举行一次、最重要的大选与“二二八”纪念日在同一时间点,因此民进党人曾数度操弄“二二八”议题,并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国民党则不得不年年道歉,以乞求获得民众谅解。

民进党几乎没有放过任何统治者在处理该事件方面的瑕疵,并给予放大解读。而统治者曾经的封闭造成过去十余年失去“二二八”的任何解释权。郝伯村等国民党大佬曾提及对“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的不同看法,被民进党党痛批的同时,也丝毫不能获得民间舆论的同情,依靠选举上台的台北市长、未来仍有选举压力的其子郝龙斌不得不数度澄清解释。

目前,除了“急统”和“急独”在历史定性问题的解读上有争议上,两个主要政党和各自的支持者已经对基本事实和政府道歉的诚恳度、赔偿制度基本没有异议。双方的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追究加害者、指出应该负责的主要领导人以及是否应该由国民党的党产来支付赔偿费用,简而言之,即是否应该“清算”,哪怕清算难度大,也要拿出“清算”的态度。

1992年,国民党当局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曾经对事件发生时领导人的责任进行了界定。报告称,蒋介石的责任是“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过度信赖陈仪……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而在事后则因为未能接纳民意,惩治失职者,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确有考虑未周之处。”陈仪被认为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报告还替蒋介石的命令做出解释,“悲剧发生时亦有当时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存在(如政局动荡战乱不绝,无力支援台湾,复员工作自非短期所能达成,未能普遍为当时台民所了解),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总之,这份报告检讨了当时的领导层,但未对责任人作出实际的追究和追惩,并设身处地地为当时的领导人的处境着想,力求为其行为做出解释。

此后,虽然连战、吴伯雄、马英九等国民党领导人年年表态道歉,但是仍然不敢过多提及蒋介石。至今,国民党的要员仍然会在两蒋的纪念日前往桃园陵寝拜谒,两蒋的评价在党内不能有任何异议。“文化部”辖下的中正纪念堂,为了纪念蒋介石和宋美龄,规划举办“台湾设计蒋”文创竞赛,被“部长”龙应台认为活动不恰当,要求暂缓。龙应台反对过分纪念蒋介石的行为遭到执政党内保守力量的炮轰,国民党“中常委”李德维痛批龙应台发言不当,应该去职。

而在台湾网站广为流行一段视频中,“立法院”内,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要求龙应台对转型正义表态,双方的对话中多次涉及“二二八事件”中的领导人责任问题。段宜康直指蒋介石,“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总应有个最高负责者应负起这个责任吧?不论这是那个人下令、默许或坐享其成,请问是谁要负起最后、最大的责任?”而龙应台只能含糊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龙主委,如果依照你这样的讲法,我们不需要追究纳粹、不需要去追究希特勒!”…..“我没有说个人责任不重要。”

此外,苏贞昌等民进党领导人多次提及,国民党应该拿出党产来赔偿“二二八事件”中的受害者。在民进党执政期间,苏贞昌曾多次表示,马英九的道歉、认错并不足够,需有具体行动。国民党除须公布党史会的“二二八”史料,更应拿出售党产经费赔偿受难者,而非由纳税人掏钱。

历史问题的清算对象是政府还是执政党,苏贞昌抛出的议题曾在台湾引发讨论。作为当时的执政当局,民进党认为其所行使的公权力是在替“全民行使追讨权利”。东德成为民进党当局“取经”的目标,民进党当局决定实行德国追查前东德执政党(社会统一党)的模式,以立“特别法”的方式规定,要求国民党必须对每笔党产的来源提供合理的说明,作为党产合法的依据,但最终不了了之。但拥有庞大党产对国民党来说,也绝不是“乐事”,每逢选举都会成为包袱,因此在经过数年努力后,国民党党产已经几乎处理完毕。国民党已经没有党产了,苏贞昌的提议最终也不可能实现。

一些民间学者认为,只有受害者才有权选择是否遗忘、宽恕,而国民党目前只有道歉,不敢触及自己的精神领袖,这样的道歉会逊色很多。台湾湾学者吴乃德认为,马英九当局重视受害者,但是“对加害者,我们几乎不闻不问。到底是谁应该为近万(或上万)的人权侵害事件负责?上面的数字包含了多少的鲜血、眼泪、残酷和不仁?到底谁应该负责?……将近20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应该为这一万多件侵害人权、凌虐生命的案件负责。”

吴乃德还以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奴役黑人的历史问题为例,指出许多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和解,受害者并没有因真相大白而释怀;相反的,他们的愤怒被真相重新点燃。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的2005年,马英九首次以党主席身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见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对国民党所犯下的历史错误向家属致歉,承诺将尽全力还原历史真相。受难者家属黄文辉称,受难者家属早已放下仇恨,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而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2012年曾发表社评《不要以仇恨来诠释历史》,“以仇恨来看历史,其目的是在制造仇恨,加深仇恨”。

争议仍在继续,但是共识也正在形成,随着台湾地区民主的成熟,“经济增长、失业率、社会福利”等取代“统独、省籍矛盾”等议题成为选举的焦点,“二二八”已经很少在选举场合被提及。2011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曾撰文称,“没有民进党的二二八,也不应该有国民党的二二八。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二二八,那是整个台湾的二二八。它的历史真相不应该随着政党轮替而轮替。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凝聚人民的共识,而不是分割社会。所以,民进党不会垄断二二八的诠释权,也不会消费这个令人心痛的悲剧。

而马英九仍然在道歉的路上继续前行。对他和支持者来说,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二二八议题没有发酵,证明马英九已经带领国民党,走出了“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历史的伤口慢慢止血,历史开始走向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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