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文
一
“没有护照，只有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靴子烂成了几瓣，脚暴露在外面”，一位年轻女孩正在展读刚刚去世的爷爷的旧书信，这封信写于1936年秋天，主人公从英国奔赴西班牙。当他坐上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赢得了车厢内同伴的热情欢迎：“我来这里是为保卫共和国而战。”这是影片《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的开头，导演是英国的肯·洛奇（1936——），该部影片获得当年戛纳金棕榈奖。
影片的主人公叫大卫，英国利物浦的失业工人。经过简单的集训之后，他与一些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坐在敞篷卡车上被送往前线。这是著名的西班牙内战。1936年2月，西班牙大选结果出来，左翼人民阵线获胜，右翼民族阵线败北，接下来这个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左翼政府手中。7月18日右翼军人叛变，曾经为西班牙军队总参谋长的佛郎哥将军发动军事进攻，将一些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同时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寻求援助，被称为“佛郎哥法西斯主义”。
由苏联主持的第三国际对西班牙政府伸出援手，在各个国家招募志愿兵，力挽处于危机中的左翼政权。许多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年轻的工会会员、共产党员被动员起来，组成了广为人知的“国际纵队”，其中有人们熟悉的白求恩、海明威，后者为此写下了一系列作品包括《丧钟为谁而鸣》、《告别了，武器》、《第五纵队》等，他并为伊文思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写了解说词，并亲自配音。关于西班牙内战更详细的情况，手边的书是林达所著《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
肯·洛奇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大卫虽然来自英国，但是他在火车上偶然撞见和参加的这支民兵队伍，却不在国际纵队的领导之下，而是属于一个西班牙左翼小党“P.U.O.M”，影片中译为“西班牙工人党”。当时左翼阵线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中党派林立，各式各样的口号和主张都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右翼叛乱最初的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坚守在第一线，赢得了最初的战争胜利。这个“P.U.O.M”属于左翼阵线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其成员后来遭到整肃。
感谢乔治·奥威尔的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这本书正好可以与肯·洛奇的这部电影对照起来阅读。奥威尔本人在这一年也奔赴西班牙战场，情急之中他手持一封英国独立工党的介绍信，出于偶然也加入了“P.U.O.M”的民兵部队。奥威尔的这本书写于1938年，其时作家刚刚从战场上归来，有着最为丰富和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令人信服。
这部《土地与自由》，应该从奥威尔的书中获取不少东西，包括立场与细节。比如主人公的手臂受伤，得以离开战场一段时间，奥威尔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同在于电影里是因为所使用的武器太过破烂，这一点奥威尔在书中也经常强调。肯·洛奇没有给过人脸以特写镜头，在这部影片中，他给了奥威尔书中反复提到的《每日工人报》的头条消息一个大特写。
二
还没有看到一场战争场面，像肯·洛奇的这部影片中那样散漫和非专业：这支民兵游击队第一次出击，想要夺取一个法西斯占领的村庄。参战的人们仿佛有些犹豫，有些迟疑不决，发射出去的子弹稀稀拉拉，好像总也瞄不准，眼见得敌人在眼前晃来晃去。然而，其中却透着一种心理上的张力，不仅因为他们是新兵。这让我马上想起奥威尔的单篇文章中《西班牙内战的回顾》，讲他自己如何不愿意朝提着裤子的法西斯分子开枪，对方看上去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孩子，差不多也是这种心理。（见《政治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
参战对于双方都是一个悲剧。战友库根向大卫要子弹，大卫正在犹豫的当儿，敌人将库根射倒。库根与女朋友布兰卡一起上战场，布兰卡最初见到他时，库根正四处弹奏五弦琴。战斗结束时，民兵们将躲在教堂里的牧师抓住，掀开他的衣领揭露出正是牧师在高处用机枪扫射。这之前牧师还告发了五位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年轻人被右翼处死。牧师遭到同样下场，人们将教堂里的画像、器物、窗框投入大火之中付之一炬。
那种情况已经不能用通常的理性和常识来解释。空气像被点燃了一般。每个人都需要站队，一边站队，一边将对方当作妖魔鬼怪。奥威尔说，在那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这是一场政治乃至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战争。人们因为思想观念不同，甚至是因为打交道的人不同，而不由自主地卷进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战场。柔弱的西班牙抒情诗人洛尔迦，仅仅因为有一些左倾朋友，在自己的家乡遭右翼“长枪党”人的杀害。与左翼一样，“长枪党”同样诉诸于底层，他们的口号为“祖国、西班牙、信仰”，其典型的服饰是蓝衬衫，表明自己是底层劳动者的意思。
大卫和他们朋友们占领这个小村庄之后，就将地主的土地分掉与否，展开了热烈讨论。村民中多数人发言主张立即分掉，因为地主们都支持佛郎哥。有人希望在没收地主的房子、土地和财产之后，立即走集体化的道路。也有人认为可以分土地，但是分完之后由个人耕种，既有利于收成，也有利于支持战争。双方的意见争论不下，有人请教外来的国际游击队员。
这场争论非常重要，是日后风云变幻的起点，争论的焦点埋下了同一阵线内部政治倾轧的根源。
脖子上缠着红丝巾的国际人士的发言，代表了正在上升并很快变得更为主流的观点——“战争第一，革命第二”，即眼下首先的任务是赢得战争，战争胜利才是一切，因此，马上革地主的命，不利于赢得国际支持，那样做没有人愿意将武器卖给西班牙。但是村民们反驳道：“你是首先考虑满足外国资本家、银行家的利益吗？这里有两百万没有土地的农民，除了痛苦的生活他们绝对毫无希望，思想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村民的观点，其实正是“P.U.O.M”这个党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党派的观点。
在奥威尔的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这种分歧有着更为详尽地描绘。单从观点上来说，奥威尔是同意共产党人的，这个估计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而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对于许多来西班牙参战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原先得到的讯息为——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他们前来是为了保卫民主而非支持革命。争论中“P.U.O.M”更多地引用列宁的语录。但是奥威尔也敏锐地发现，这个逐渐处于劣势小党的报刊，从来不搞人身攻击，“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
苏联介入之后，原本表现平平的西班牙共产党，在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奥威尔称共产党越来越“向右转”。影片中，共产党的政府军想要收编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抵抗部队，让他们穿上统一的制服，接受统一领导，像那支国际纵队一样。经过大家讨论表决，这个提案被否决了。这些自发前来参战的人们，对第三国际十分反感，自觉地站到了反对“斯大林主义”一边。
与奥威尔略微不同，电影中的大卫携带的是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他是其中的一名党员。在外出疗伤时，他一度穿上国际纵队的制服，卷进一场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原本同一阵营）的巷战。一位提着菜篮子的西班牙老妈妈向对立阵营两边大喊：“这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奥威尔的书中也提到巷战时站在街道上的提菜篮子的妇女）。在酒吧里，大卫目睹国际纵队成员对于前线民兵的嘲笑，运用那种无聊的人身攻击，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冲上去与对方打起来。“党变质了，变得邪恶和腐败，一些人被枪决，其他人被抓进刑讯室”，他给留在英国的女朋友写道。他撕毁了自己的党证，回到了原先的游击队。
他与战友们重新回到反法西斯的战壕。在新的战斗中，却发现原先说好的援军并没有到来，队伍陷入危境之中，许多人受伤，身边的战友倒下，人们开始咒骂这是一个“斯大林式的阴谋”。在他们付出重大牺牲之后从阵地撤回，才看到政府军的卡车装上慢慢荷枪实弹的士兵疾驶奔来——不是来援助的，而是来解散这支队伍的。点到名的人被逮捕，没有点到名的人被遣送回家。在这之前首先需要交出武器。人们愤怒、争吵，但是这无济于事。带上十字救护标志的布兰卡被来自政府军的子弹射中。人们用马赛曲为她送行，上一次为战友的葬礼中他们唱的是国际歌。
影片结尾，是为这位反法西斯老战士举行葬礼，他的孙女读了几行诗，它们也是爷爷始终珍藏的：“加入战斗吧/在那里男子汉不会失败/即使他死去/他的行为令他永生。”作者为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1834——1896），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
三
这部《风吹稻浪》（2006），可以看作《土地与自由》的姊妹篇。虽然题材不同，但是矛盾冲突方面却是类似和同构的。比较起来，后一部更加尖锐。面对被认为是“偏激的思想”，肯·洛奇给了更多同情的理解。而对于对方的立场和为难之处，也给予更多着墨。也许，拍摄这部影片是在上部中导演肯·洛奇有话没有说完，该片同样获得了当年戛纳金棕榈奖。
一群年轻人正在玩曲棍球，被协助警察的“黑棕军”阻止。搜身、靠墙站立、登记身份，其中一名十七岁的男孩被割脖子弄死，因为他拒绝讲英语，而使用当地方言盖尔语。这便是当时爱尔兰面临的现状。根据其时法律，人们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也不能假借曲棍球之类的体育活动来聚众。这支黑棕军是从1914-1918年的战场上的老兵，非常凶狠。即使是爱尔兰人遭到杀戮，也不会有人为此而遭到追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气氛高涨。1918年大选中胜出的新芬党，在都柏林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个愿望被英国人嗤之以鼻，大英帝国表现出极度傲慢。爱尔兰人反抗运动越来越激烈。在拍摄这部影片时，肯·洛奇请来了历史学家做顾问，并每天在历史学家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医学大学生达米恩本来有着一个锦绣的前程，他与哥哥泰迪不一样，希望能够走一条现有法制框架之内的道路。然而当他坐火车求学时，目睹拒绝搭载英军及其武器装备的火车司机挨揍，那些比他年轻得多的英国士兵将暴雨一般的拳头落在了这位司机身上，达米恩被激怒了，他宣誓效忠爱尔兰共和国，加入了共和军的队伍。那位被杀死的无辜男孩米海尔，实际上是达米恩女友的弟弟。
兄弟俩并肩战斗。他们袭击警察局，袭击英军，这引起了英军疯狂的报复和镇压。这种压制实际上又是徒劳的和反效果的。英军抓了哥哥泰迪，将他的十个手指甲，用钳子活生生拔去，这只会激起人们更多的仇恨。威胁捍卫自己土地和家园的人们，威胁受到屈辱和要求尊严的人们，挑战困苦绝望的人民，只能适得其反和导致恶性循环。当家园被毁、身边的亲人倒下，尤其是力量对比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你无法简单地指责——这是一些极端的人们，这是他们极端的思想。傲慢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为他们自己的傲慢是理所当然的。
弟弟达米恩抓住了告密的贵族以及贵族家的小伙计，后者供出了森林里的藏身之点。在得知自己狱中三个伙伴被杀死之后，达米恩亲手将两个告密者杀死。而那个小伙计也是穷人出身，可怜的年轻人临死前不留遗言是因为他不会写，他的妈妈也不会看。儒雅的医学学生达米恩在这种次手刃的行为当中，他的斗争意志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他的手上沾有了原来同伴的鲜血。不是他一定要去某个地方，也不是他这个人要将事情弄成目前的这个样子，是事情本身将他带到了这一步。准确地说，是过于逼仄的处境将他逼到了这一步。毁灭在前面等着他。
哥哥泰迪转过身来，开始追求现实，追求权力政治。一度共和军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些地区，甚至设立自己的法庭。法庭判一位贫困的老妇人胜诉，体现了同情底层的立场。泰迪却将败诉的商人放过，原因是需要商人的钱来买武器。“明天就要去拿武器，谁来付钱？”与上一部电影一样，某种客观形势需要在有钱人面前让步。同伴们批评他落入了“英国佬”的道路。
哥哥去伦敦参与谈判。面对爱尔兰的胜利，英国政府被迫与爱尔兰达成协议，这就是1921年7月的“英爱条约”。其中伦敦有条件地承认爱尔兰部分自治，把爱尔兰分割为两部分，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北部6郡（现北爱尔兰），自由邦名义上享有自治自决的全权，但必须效忠英王，其对外政策和一部分内政仍置于英国监督之下。
原来一道出生入死的伙伴分为承认条约者和反条约者，兄弟俩也因此分道扬镳。哥哥加入了新成立的自由邦的官方军队，弟弟留在共和军的游击队。条约要求人们交出武器，哥哥也要求弟弟这样做。哥哥陈述的理由为——如果不主动放下武器结束战斗，那么英国人就会卷土重来。这的确是事实。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这种观点更有道理。
但是弟弟难以接受。他觉得哥哥让步太多。他曾经发誓效忠爱尔兰共和国，现在却需要仍然效忠于英王。他也认为哥哥太过相信英国人，对英国人抱有太多幻想。达米恩还有一个他自己的“关”：他亲自开枪打死供出藏身地点的叛徒，他不能接受任何妥协和出卖的行为。他不能变成自己所杀死的那个人。其他人也有骂泰迪在伦敦被灌得“脑肥肠满”。
穿上制服的哥哥与弟弟在审讯室里对质。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当接受英国人审讯时，弟弟试图冒充哥哥，让哥哥免受刑罚。然而现在是哥哥对弟弟说，如果天亮之前不出说武器隐藏的地点，就地正法。遭到拒绝之后，他让弟弟写遗书。弟弟写道：发现自己反对什么（what）并不难，难得是去发现自己为什么（why）去反对。
在黎明的光线中，哥哥亲自命令行刑队——“举枪、瞄准、射击”，将弟弟杀死。他本人也因此痛苦不堪。这使得这部影片更加接近希腊式的悲剧。受损失、受伤害的永远是双方，尤其是有着亲密关系的双方亲人。他们本身的弱点，最终成了伤害他们自己的致命利器。当弟弟倒下时，哥哥的灵魂也轰然倒塌。他的肉体没有死，但是灵魂已不复存在。而弟弟的固执乃至放弃生命，不是与哥哥一样迷失了自我，造成了对于自己的伤害？
四
奥威尔的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花了很多篇幅来描写西班牙战争中的政治斗争，尤其为“P.U.O.M”做辩护，这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党（这本书里被译为“马统工党”）遭到严厉镇压，它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人纷纷进监狱，被失踪。在这个党的报纸被噤声之后，许多公开出版的报纸发表指责性言论，说这个组织是“与法西斯结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是“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成员”等等。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写于1937年秋天与初冬的剧本，这个期间正是对“P.U.O.M”镇压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位作家也相信“有一支从背后袭击马德里”的力量。
什么样的谣言都捏造得出来。一位党的领导人持有两颗手榴弹，本来是为了准备教学使用，却被当作“秘密拥有武器”而抓起来，奥威尔本人的住所被搜查时，一包没有来得及洗的脏衣服始终没有归还，因为怀疑它们上面有隐形情报。在离开西班牙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不得不到处露天过夜，以免被发现和莫名其妙地带走。奥威尔写道：“指控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而只是权威腔调的断言，充满了人身攻击和中伤的味道，对由此可能给战争带来的影响，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使得他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后来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专制的力量不仅是在战壕那边的法西斯主义，还包括自己身边的同一阵营的人们。
肯·洛奇影片里的人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本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却要扼杀其他人的革命精神。这是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继续需要思考的。观点的分歧再正常不过，党派立场不同乃至竞争，也屡见不鲜，但是唯独在所谓革命阵营内部，才会出现因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人们互相之间同室操戈，将对方视为比敌人更加危险的敌人，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人们的心肠也变得非常冷酷？某种对敌斗争的观念，一定要延展到自身内部？抑或，将意识形态之争发展为敌我关系之斗争，从源头上就包含了根本性的错误？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