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自愿为奴

文：拉•波埃西

一切动物都会眷恋它们的存在，都会感受到被奴役的痛苦，并追求自由；哪怕是那些生来就为人类服务的动物，就连它们也是在表达了反抗意愿之后才会屈服。如此说来，到底是什么可悲的邪恶竟然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天性，竟至于使人完全忘记了他们最初的状态，甚至遗忘了要恢复此状态的愿望？须知人实在是生来就是为了过自由生活的唯一动物。

有三大类暴君，我指的是那些坏君主。有些人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才占有王国[1]；有些人则通过武力征服获得；还有人是通过世袭继承而得。那些通过武力征战而成为君主的人，他们以战胜者的身份出现在战败国，对此人们看得很清楚，也说得很有道理。

生而为王的君主，他们通常并不比前者好，他们在暴政中诞生，也在暴政中长大，他们在吮吸奶水时就秉承了暴君的本性，他们把顺民视为他们继承来的农奴；无论他们的秉性是吝啬贪财还是挥金如土，他们挥霍王国的国帑都如同他们继承来的私产。

至于由民众选举出来的君主，看来他应该是比较可以被忍受的，我想应该这样；然而一旦他看到自己身居如此高位，在万人之上，为人们称之为伟大这种东西而陶醉，他就会下决心去保存他的地位。他几乎总是认为，他可以把民众赋予他的权力传给他的子孙。一旦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人们会非常奇怪地看到，他会在一切邪恶，甚至在残暴方面也超过所有其他君主。为了巩固其新的暴政，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除了提高臣民的屈服程度；不管民众对自由如何记忆犹新，他会竭尽全力使臣民远离自由概念，直至民众对自由的记忆从他们头脑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所以，说实在的，我当然看到这些暴君之间会有个别差异，但我不会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类：因为他们登上王位的途径不同，但他们的统治手段差不多总是一样的。由人民选出的君主，他们视人民为有待驯服的公牛；征服者视人民为其猎物，自认为对人民享有一切权利；继承王位的君主则视人民为一大群自然属于他的奴隶。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批全新的人物诞生，他们既不习惯于奴役状态，也不希望自由，他们甚至连奴役和自由这些名词也不知道，如果让他们选择是做奴隶还是做自由人，他们会作出什么选择？毫无疑问，他们会服从他们唯一的理性，而不是选择服从一人，除非他们像以色列的犹太人：以色列犹太人选择了一位暴君[2]，然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每当我读犹太人的这段历史，我总是感到极大的义愤，这居然使我对他们变得几乎有些不太人道，竟然对他们后来所遭遇的所有灾难感到高兴。因为，只要人还有一丝人性，要使人沦为奴隶，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中一个：或者他们被迫为奴，或者他们被欺骗。

被迫为奴，比如被外国军队征服，如斯巴达和雅典就被亚历山大的军队征服；或者由于内乱而被迫为奴，就像很久以前的雅典政府就沦陷，落入庇西特拉图(Pisistrate)[3]之手。至于受蒙骗，民众也会丧失自由，他们并非经常受到他人的蛊惑，他们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盲目所致。譬如，当锡拉库萨(古代西西里岛的首都)的人民四处受敌人包围，他们只考虑到一时的危险，完全没有对未来的预见，结果他们选举邓尼斯一世[4]，让他成为军队总指挥。邓尼斯聪明、狡猾，当他凯旋回到城里，好像他战胜了自己的民众，而不是战胜了敌人，他首先自任国王将军[5]，然后又自任僭主王[6]，直到此时，锡拉库萨人民才意识到他们一手造就了一个如此强悍的人物。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个骗子的蛊惑而沦为奴隶，他们立即陷入堕落状态，竟然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几乎无法再从麻木中唤醒他们，让他们去重新夺回他们的权利；看着他们如此屈从，又是如此心甘情愿，几乎可以说他们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还丧失了对他们奴役状态的意识，沉沦于麻木和令人迟钝的奴隶状态[7]。

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从，但以后就慢慢习惯了；至于后来出生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遗憾地服从，自觉自愿地服从，而他们的父辈则是出于被迫才服从。所以，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们看不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生来就如此的生活；他们除了生来就拥有的，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出生状态视为他们的自然状态。

但不管继承人是多么挥霍的败家子，也不管他是多么漫不经心，他总有一天会去看一下账册，看看他是否享有他继承的所有权利，核实一下是否有人侵犯了他或者他的先人的权利。然而，在所有方面，习惯却对我们的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尤其有能力让我们学会屈从；久而久之(就像人们传说的米特拉达梯的故事，他最后习惯于饮用毒药)，习惯就能让我们喝下奴役这一苦涩的毒药，而且并不令人恶心。

毫无疑问，正是自然首先按照它给予我们的好的或坏的倾向来指导我们的行为，但又必须承认：自然对我们的影响力还不如习惯，因为不管自然天性有多么好，如果不去维护它，它就会丧失；然而习惯却总是以它的方式来塑造我们，不管我们的自然倾向。自然给予我们的善的种子是如此脆弱，如此微不足道，它绝对无法对抗来自激情的哪怕是极其微弱的打击，也无法对抗与之背道而驰的教育的影响。善的种子很难保存，极易退化，甚至变质。就像这些果树，它们出自同一品种，如果让它们自然发展的话，它们就能保存自己的品种特性；然而一旦人们对之进行嫁接，它们就会结出完全不同的果实。

草木也都有自己的属性、自己的天性、自己的特性，但寒冷、时间、土壤或者园丁的手艺，这一切因素都可能毁坏或者改善草木的质量。在一个国家看到的植物，它在另一国家往往会变得面目全非。

有人可能在自己家里见过威尼斯人[8]，他们是一群生活极其自由的人，即使他们当中最不幸的人也不愿当什么国王，他们所有人都这样出生、这样长大；除了尽可能提出好的建议并维护他们的自由，此外他们没有别的奢望；他们从摇篮开始就受到这样的训练和教育，即决不出让一丝一毫的自由去换取人间的所有其他快乐。我说，谁在看到威尼斯人，在离开他们之后，然后再到我们称之为大老爷[9]的庄园里，在那里他看到另一群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服从他，他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全部人生去维护他的权力，能设想这两种人群属于同一类型吗？或者，他可能会想：他在离开人的城邦之后，走进了一个动物的公园？[10]据说，莱格古(Lycurgue)这位斯巴达立法者，他饲养了两条狗，它们是亲兄弟，从小喝着同样的奶水，但他让一条狗习惯于家庭环境，让另一条狗习惯于在田野里奔跑，习惯于猎号和角号的声音。为了向拉栖第梦（即斯巴达）人展示教育对天性的影响力，他把两条狗置于广场上，然后把一盘狗食和一只野兔放在它们中间，一条狗奔向狗食，另一条狗则扑向野兔。他接着说，你们都看到了吧，然而它们可是亲兄弟！这位法官出色地给拉栖第梦人上了一堂很好的课：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宁可死一千次，也不要屈服于一个主人，或认可斯巴达以外的任何其他制度。

薛西斯是一位伟大的波斯国王，我很高兴在此提到其宠臣关于斯巴达人的传话。话说薛西斯国王正在备战，准备征服整个希腊，他派使臣到希腊的若干城市去，让他们去要水和土(当波斯人勒令城市投降，他们就使用这样的象征性语言)，但他没有让使臣去斯巴达和雅典，因为他的父亲大流士曾经派使者到这两个城市，也让他们提出相似的要求，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把一些使者扔进土坑，将另一些使者扔进水井，并对他们说：“请随意拿取水和土吧，并请你们把它们上交给你们的君主。”

斯巴达和雅典这些骄傲的共和主义者，他们无法忍受有人侵犯他们的自由，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论。然而，斯巴达人感到这样做不妥，他们也承认冒犯了自己的神灵，尤其是Talthybie[11]这位传令官神灵。为了让神灵息怒，斯巴达人决定派两位公民到薛西斯那里去，听从其随意处置；薛西斯的父亲曾派出使者，结果被杀，薛西斯可以处死这两位公民，为被杀使者复仇。两个斯巴达人，一个叫Sperthiès，另一个叫Bulis，他们自告奋勇，自愿为国捐躯。于是，他们开始了行程。当他们来到一个波斯人的官邸，他叫叙达涅斯，他是负责亚细亚所有沿海城市的国王副长官，他非常体面地接待了斯巴达使者。在进行了多次谈话之后，副长官就问：你们为什么如此骄傲地拒绝了一位伟大国王的友谊？他又补充说，“就来看看我的例子吧，国王知道如何奖励那些值得奖励之人，请相信，如果你们也为他效劳，并且他也认识你们，那你们肯定被任命为某个希腊城市的总督。”斯巴达人回答：“叙达涅斯，关于这一点，你不可能给我们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因为如果你品尝过你对我们许愿的幸福，那么你完全不知道我们享有的幸福。你感受到一个国王的宠爱，但不知道自由是多么美妙，你完全不知道自由带来的无上快乐。唉，如果你哪怕对自由只有一个概念，那么你就会建议我们去捍卫它，不仅仅是用矛和盾，而且还要用手和牙齿。”

只有斯巴达人说得对，但这里每个人都按照他所受到的教育来说话。因为对波斯人来说，他不可能为他从未享受过的自由而感到遗憾；相反，斯巴达人已经享受过这一美妙的自由，他们完全不能设想：人竟然能够生活在奴隶状态中。

当乌提卡德小加图（古罗马政治家）还是孩童，并处于教师的监管之下，他经常去看望西拉独裁官[12]，他可以随意进出，这既得之于他的家庭背景，也因为他和西拉有亲属关系。每当他去西拉处，总有他的家庭教师陪同，这是当时罗马贵族子弟的惯例。

有一天，就在西拉的官邸，西拉也在场，或者这也是由他下令的，小加图看到有人在监禁一些人，判决另一些人。一个人被判流放，另一个人被处以绞刑；有一个人建议没收一位公民的财产，另一个人则要求处以死刑。总之，这一切好像不是发生在城邦执政官官邸，而是发生在人民的暴君统治之下；这不像是发生在法律的圣殿，而是发生在暴政的洞穴之中。小加图这位名门后生，他对家庭教师说：“为什么你不给我一把匕首？我可以把它藏在我的长袍里面。我经常进入西拉的卧室，而他还没有起床……我也有足够的臂力拯救共和国，摆脱西拉。”这就是小加图的一个想法，这也是其死得其所的一生的开始。

但是，还是不要指名道姓，也不要提及国家，还是仅仅就事论事吧。事实就是事实，有人也许会说：这孩子是罗马人，出生于罗马，而且生活在真正的罗马，也就是自由的罗马。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当然，我并不认为国家和土地能够改变什么，因为不管在任何地方，奴隶制对人来说总是难以忍受的，而自由对人却是珍贵的。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同情那些出生在枷锁之下的人：如果他们从未见过自由的影子，也从未听人说起过自由，他们并不感到做奴隶的痛苦，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或者宽恕他们。

事实上(正如荷马就西美兰人[13]所说的那样)，有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太阳出没和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太阳连续照耀六个月，然后人们在黑暗中度过六个月；那些出生在漫漫长夜中的人，如果他们从未听人谈到光明，也从未见过白天，他们习惯于黑暗，那么他们并不希望光明又有什么奇怪？人们从来不会留恋从未有过的东西；只有经历过快乐才会有懊丧，总是在知道什么是美好，才会有对过去快乐的回忆。人是自由的，这是人的天性，人也愿意如此；但是，只要教育朝向另一方向，人也非常容易形成完全不同的习性。

我们可以说，人生长于其中的环境，以及人所习惯的所有东西对人来说就是自然的；但只有受到其单纯而未变质的天性呼唤的东西对人才是天生的。所以，自愿为奴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习惯。就像那些被割去尾巴和耳朵的忠实的马，它们最初还乱咬嚼子，以后就当玩具玩耍起来；他们不久以前被套上马鞍还尥蹶子反抗，现在他们戴着醒目的马具踊跃自荐、昂首挺胸、趾高气扬，佩戴着全套盔甲大摇大摆地走着。他们说，他们一向就是这样的臣民，而且他们的父辈就这样生活。他们还认为，他们应该忍受马嚼子带来的痛苦，并以很多例子来说服自己，还用时间的长度来证实主人对他们的虐待。但是，时间的长度就授权作恶吗？时间漫长的侮辱难道不是更大的侮辱？

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比其他人更高傲，也更有灵感，他们感受到枷锁的沉重，情不自禁地要去动摇它；他们从不屈服于束缚，他们总是(就像尤利西斯那样，哪怕漂洋过海，跋山涉水，也要再见到自家的炊烟)，绝不忘记自己的自然权利，并积极利用所有机会来要求恢复他们的权利。这些人具有清晰的理解力，远见卓识，他们不像那些冥顽不化的愚人，他们并不满足于看到自己的脚下，既不看后面，也不看前方。他们相反回顾过去的事情，以便能够更好地评价现在和预见未来。这些人的思想敏捷，又通过学习和知识使之更趋完美。对这些人来说，即使自由完全丧失，并从这个世界消失，他们会重新把自由带回来，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自由，他们品尝着自由，并在他们的思想中保存着自由的种子；为奴之事从来不能迷惑他们，不管奴役被打扮得多么漂亮。

土耳其皇帝苏丹，他就意识到书籍和神圣理论比任何其他一切都更能够启发人，唤醒人们对尊严的热爱和对暴政的仇恨。我就得知，在他所统治的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学者，他也不要。在任何其他地方，不管信仰自由的信徒多么众多，他们的热情和他们对自由的眷恋都没有用，因为他们互不相识。暴君剥夺了他们做事、说话、甚至是思想的自由；他们心里都有做好事的愿望，但却相互隔离。

摩墨斯[14]不无道理地对被火神伏耳甘制造的人说：“在你的内心，并没有一个他人可以看到你最隐秘思想的小窗口。”

据说，当布鲁图[15]和卡西乌斯[16]准备解放罗马，或者说解放全世界时，他们不愿意西塞罗[17]参与，虽然后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且漂亮的演说家，但他们认为他的内心过于脆弱，难以担当重任。他们当然相信后者的善良愿望，但不相信他有胆量。

如果谁想回顾一下历史，不妨打开古代编年史，就会坚信：几乎所有的人，当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情况不好，并由不称职的人领导，他们于是就发愿要拯救国家，他们轻而易举就达到目的；其次，自由为了自身利益也总要来助一臂之力。哈摩荻乌斯、阿利斯托吉通、特拉西布尔、大布图、Valerius，还有迪奥[18]，他们都是如此，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合乎道义的计划，并幸运地执行了计划。

要完成这样的丰功伟绩，几乎总需要顽强的意志来确保成功。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成功击中了恺撒，使他们的国家免于奴役。不错，他们是在试图重新恢复自由的时候才死亡的，但他们是光荣就义；无论是关于他们的生活还是关于他们的死亡，谁敢去寻找他们身上的瑕疵？相反，他们的死是一个巨大不幸，并使共和国成为一片废墟；依我看，共和国也和他们一起被埋葬了。此后，也有不少人试图谋杀罗马皇帝，但都不过是个别野心家的谋反，他们的失败和不好结果并不令人遗憾，因为他们所要的，显然不是推翻帝制，而只是使皇权[19]更加堕落，他们只想驱除暴君，但保存暴政[20]。像这些人，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会非常愤怒的；我很高兴，他们以自己的例子表明：不能滥用自由的神圣名义来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21]。

还是让我们回到原先的主题上来吧，我已经离题太远了。人们自愿为奴的第一大原因，就是他们生来就是奴隶，他们在奴隶生活中长大。由此原因，自然就产生另一个原因：在暴君统治下，人们必然变得怯懦、软弱。依我看，希波克拉底，也就是医学之父，他在一本《论疾病》[22]的书中就非常正确地揭示了这一点。

这位可敬之人无疑有一颗善心，并表现出这一善心；波斯国王想通过大量馈赠珍贵礼物，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希波克拉底却坦率地回答说[23]，如果他致力于为蛮人治病，而蛮人却想消灭希腊人，如果他做出任何事情，结果有利于想征服他的希腊祖国的人，那么他的良心会感到不安的。他就此事所写的这封信，也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找到，将永远昭示他的良心和他的精彩人格。

可以肯定，一旦拥有自由就会迅速丧失勇气：奴隶在战斗中既无热情，也无勇气，他们打仗只是出于被迫，或者说是因为麻木，好像很费劲地了却一桩义务；他们并未感到神圣的自由之火在燃烧，而正是神圣的自由之火使人赴汤蹈火，并希望能够死得其所，光荣捐躯，这将使我们在国人那里永远受到尊崇。在自由人那里则相反，人们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他们知道，在失败时，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份同样的痛苦，而在胜利时则有一份同样的喜悦。但是奴隶，他们完全缺乏勇气和敏锐，他们的心灵卑劣、软弱，无法完成任何伟大的举动。暴君们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他们竭尽全力让奴隶变得更加软弱、更加怯懦。

历史学家色诺芬（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一个最值得钦佩、也最受尊敬的希腊人，他写了一本书，书中有一段西摩尼得斯和锡拉库萨暴君赫农的对话，其中谈到暴君的痛苦。书中有很多善意、但又严肃的警告，这些警告在我看来具有无限的魅力。但愿所有曾经当过暴君的人，能够将此书置于座右，作为一面镜子。他们肯定会在其中认出自己的邪恶，因羞愧而脸红。

这本论著谈到暴君感到的痛苦：由于他们危害所有人，他们不得不畏惧所有人。其中提到，坏国王利用外国军队来为其效劳，因为不敢武装被他们百般虐待的臣民。有些国王，甚至就在法国(过去甚于现在)，他们就有外国军队为其效劳，但这是为了避免打扰他们的臣民；而为达此目的，他们甚至没有节约维持外国军队的开支[24]。这也是西庇阿[25](伟大非洲人，我猜想)的看法，他说过：他宁可拯救一个本国公民的生命，而不是战胜一百个敌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暴君尚未清除所有拥有某些才能的人，他根本不相信其强权是有保障的。关于这一点，正如泰伦斯[26]让Thrason对驯象师所说的：“您自以为勇敢，是因为您驯服了动物？”

暴君的愚民诡计，莫过于居鲁士（Cyrus Ⅰ，波斯国王）对吕底亚人采取的狡诈行为。居鲁士占领了吕底亚首都萨尔代斯，俘虏了国王克里萨斯，把他带在身边；这位极其富有的国王已经投降，正听凭居鲁士的处置。这时有人向居鲁士报告：萨尔代斯人民举行暴动。但居鲁士很快就让反抗的民众归顺。他可不想把首都这个美丽城市洗劫一空，也不愿意总是被迫维持一支军队来控制该城，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来确保对首都的占领。他广建各类荒淫场所，其中有妓院、小酒店、公共娱乐场地等；他还下令引诱国民沉溺于各种恶习。

他对这种驻守方式非常满意，他后来再也不用拔剑去对付吕底亚人。这些可悲的民众很乐意发明各种娱乐方式，以至于拉丁文中就有一个词来自他们的语言，该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消遣”；他们还把Lydi称为ludi。

当然，并非所有暴君都如此明目张胆地宣称要弱化其臣民；居鲁士如此明确地下令这样搞，但大部分暴君只在暗中进行。说真的，这就是人民中无知者的自然秉性；通常，这样的人在城市特别多。无知的人民对热爱他们、忠诚于他们的人抱怀疑态度，然而对欺骗、并背叛他们的人却抱信任态度。不要相信没有任何鸟不堕入诱鸟笛的陷阱，没有任何鱼不为了一点诱饵而上钩，这些民众也同样很快就受到诱惑，走向奴役，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糖果，或者让他们品尝一下。他们如此迅速地受到诱惑，而只要稍微挑逗一下，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1]使用王国这个词，拉·波埃西无疑是想说：统治的权利，而不是拥有领土(法语译注)。

[2]作者无疑指制定王位制度，以取代士师制(G.Allard注)。

[3]雅典政治家(？—前528)。曾两度为僭主，但两次都被推翻。他最后在前546年夺取权力。他的儿子们继续其独裁官统治，直至前510年。参见希罗多德《历史》，卷1，59—64(G.Allard注)。

[4]邓尼斯一世(前431—前367)。人民大会任命邓尼斯为指挥官，他却立刻建立了军事专政(前405)。他征服了西西里岛，后来又把权力交给他的儿子(G.Allard注)。

[5]相当于今日所谓王国总司令官(法语译注)。

[6]Tyran(暴君)这个词，最初只表示一种头衔，并无任何败坏名誉的意思。正是邓尼斯之类的强盗式人物才给该词带来了后来的可憎含义。以今日欧洲的情况来看，邓尼斯也许会采用国王、君主或公爵之类的称呼(法语译注)。

Tyran一词源于古代小亚细亚西部国家吕底亚语，意为“主”、“王”。由于这一来源，该词也指东方专制君主。在古希腊，指那些不通过世袭、选举等常规程序而法获得权力，并统治城邦的统治者，也称僭主。这些人的统治在历史学家和人民看来，非同寻常，时常伴有暴力性质，也许这就是他们被称为Tyran的原因(中文译注)。

[7]Esclavage(奴隶状态)比servitude(奴役状态)更加严厉。奴役状态让人戴上枷锁，奴隶状态则让人戴上铁枷锁。奴役状态压制自由，奴隶状态则摧毁自由(同义词辞典)(法语译注)。

[8]当时的威尼斯人还处在共和国时期。他们是自由人，后来变得强大；他们再由强大变得富裕。结果他们被财富腐蚀，再次沦落至奴隶状态，发生退化。威尼斯人，也几乎包括这个美丽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今天正在遭受奥地利的棍刑！这又是一个种类、个体、民族衰退的证据(法语译注)。

[9]土耳其皇帝的旧称。土耳其帝国由奥斯曼一世建于1300年，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在拉·波埃西的时代，它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中东和埃及(G.Allard注)。

[10]我们今天并未如此粗暴地对待这些可怜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然远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但他们也许比某些其他腐化堕落的人民更接近复兴。某些人民被腐化的制度所支配，腐化深入骨髓，他们活着，过着枯燥呆板的生活，忍受着人们极不确切地称为立宪政府的沉重负担。我设想，土耳其的专制体制从来没有像这些所谓代表制政府那样如此损害神圣平等的大原则，这些代表制政府是由自由主义产生的杂种，在那里，美食在保尔·库里埃这位好人的锅里沸滚，但却以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法语译注)。

[11]按荷马《伊利亚特》的说法，Talthybie是阿谢军队的传令官，出生于斯巴达，他至少在斯巴达被认为是半神(G.Allard注)。

[12]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前138—前78)。西拉是贵族派首领，其政敌是马略。他在公元前82年击败人民党派，成为终身独裁官。他试图重振罗马。他在死前一年突然退出政坛(G.Allard注)。

[13]传说中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一个太阳不出现的地方。尤利西斯即到那里去召唤亡灵，并询问提瑞西阿斯巫师(出版者注)。

[14]神话故事中爱讽刺和嘲笑的人物；按赫西俄德的说法，她是努特的女儿，赫斯帕里得斯的姐姐(出版者注)。

[15]也称小Brutus，罗马政治家(前85—前42)。他出身平民；前48年，他在庞贝身边参加了法萨罗战斗；但他接受了战胜者恺撒交予的很多政治事务。他是谋杀恺撒的主谋，他在Philippes败于Marc Antoine的军队后自杀。Marc Antoine是恺撒的精神继承者之一(G.Allard注)。

[16]罗马将军(？—前42)。他是庞贝的同盟者，但也获得恺撒的宽容待遇。可他却是谋杀恺撒的煽动者。他的军队在Philippes失败，他也自杀(G.Allard注)。

[17]罗马演说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前106—前43)。公元前77年，在西拉独裁官死后，他回到罗马继续其律师职业并开始其政治生涯。在他任执政官期间，他击败了阴谋推翻共和制度的Catilina。后来，当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力量无可挽回地分裂为自相残杀的党争，他和庞贝联合，之后又接受恺撒的胜利。恺撒死后，他遭Antoine忌恨，被暗杀。关于《论自愿为奴》中这一段历史，可以参阅普鲁塔克的著作：《西塞罗的一生》42章；《小布鲁图的一生》12章(G.Allard注)。

[18]Harmodius、Aristogiton暗杀了庇西特拉图的儿子Hipparque，后者为雅典僭主。关于他们的谋杀和动机，有多种不同说法。

Thrasybule，雅典将军和政治家(前445—前388)。他是推翻四百寡头政府的军事政变头领，之后他又与三十僭主斗争。他于公元前403年在雅典重建民主制，他参与城邦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直至去世。

大布鲁图，半传说性质的罗马英雄。据说他于公元前六世纪，和他人一起推翻了王权，他极力主张建立共和国。他建立了共和国，并极大巩固了政权。他还亲自下令处决了他的儿子们，后者参与了反对年轻共和国的活动。

Valerius，罗马政治家。他于公元前509年任执政官；他和布鲁图同为罗马共和国创始人。

Dion，希腊政治家。他是柏拉图的朋友，锡拉库萨僭主小Denys的叔叔，他于公元前366年被流放。在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首领之后，他最终夺取锡拉库萨并建立共和国，但他很快就被暗杀(G.Allard注)。

[19]著名的吉伦特派就是这样。1792年6月20日，他们逃离立法议会，来到杜伊勒利王宫，在那里控制了旨在反对卡佩暴君的神圣的民众起义。他们拯救了暴君，而此时的帝位很容易被推翻，他们甚至就在帝位上给暴君戴上已被国王脑袋玷污的红帽子，他们还让暴君拿着酒瓶喝酒。仅仅就这一奸诈、冷酷、背信弃义的举动来说，吉伦特派后来的遭遇完全是罪有应得(法语译注)。

这句话，我查阅了梅斯默版本，并对照好几个现代法语译本，似应译为：“……他们并不想推翻帝制，而只想换一个人当皇帝；他们试图驱逐暴君，但保留暴政。”(中文译注)

[20]这实在是绝妙地符合我们现代历史的一大特征，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点，只是那些阴谋家却屡屡尝试，后来还加以利用，但以牺牲人民的巨大利益为代价。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波拿巴从Elbe奇迹般地回来后，他使坐在帝位上的波旁皇族惊恐万状。这些暴君们走投无路，被吓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可还要说大话，有些人到里昂虚张声势，并从那里像胆小鬼一样撤走；另一些人试图在巴黎抓人，他们一方面怀疑著名的富歇和使他们惊恐的返回者有勾搭，但他们同时又想获得他的支持。富歇逃离了他们的魔爪，避开了他们的狂怒。两天之后，他们认为应该和富歇交往，并派给他一名外交人员，这就是狡猾的维特罗尔。富歇对维特罗尔说：“你去救君主，我负责拯救君主制度。”这句话说明了富歇这个卑鄙家伙的狡诈为人。事实上，波旁皇族撤退了，波拿巴来到了，当然也带着他的登基癖好。富歇成为波拿巴的大臣，他后来又背叛了波拿巴，和同盟国串通，把波拿巴送往圣艾伦岛。富歇又成为另一个狡猾的人——路易十八的大臣。而路易十八也丝毫不厌恶和富歇共事，虽然富歇曾经把他的兄弟送上断头台，也不厌恶和富歇一起制定规范条例，这些条例标志着他东山再起。实际上，富歇这个可恶魔鬼的血腥前科非常符合路易十八的虚伪和怯懦的残酷，路易十八缺的仅仅是犯罪的胆量，否则他就可以成为最凶猛的暴君(法语译注)。

[21]我们的空谈派、复辟自由派和可恶的中庸自由派，他们如此巧妙，又如此经常地滥用这个神圣名词，如果我们可爱的拉·波埃西今天还活着，他会说什么呢？(法语译注)

[22]拉·波埃西有误，并非在《论疾病》这本书里，而是在另一本书里，书名是《论空气、水和环境》。希波克拉底在此书中说(41节)：“亚细亚民族、希腊人或蛮人，他们中最好战的人，是那些并未被专制统治的人，他们生活在法律之下，他们强制自己遵守法律；相反，那些生活在专制国王统治之下的人民，他们必然是非常怯懦的。”在该书第40节，可以找到同样的思想，而且更为详细(法语译注)。

[23]一场瘟疫正在波斯国王Artaxerxès的军队里蔓延。有人建议国王：在此情况下，可以让希波克拉底帮忙。于是国王写信给Hystanes，后者是Hellespont总督，他让总督负责把希波克拉底弄到波斯王宫里来，希波克拉底要多少金子，就给他多少；还要总督以国王名义向希波克拉底保证：他可以位于波斯最大贵族之列。总督及时执行了此命令，但希波克拉底很快回复：说他“拥有所有生活必需品，他不能享受波斯人的财富，他也不能利用他的医术给蛮人治病，蛮人是希腊的敌人”。波斯国王致总督的信，以及总督致希波克拉底的信，都收集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后面；上述背景材料也都取自这些信件(法语译注)。

[24]我们可爱的拉·波埃西如此宽宏大量地解释我们君主的用心。如果他看到著名的查理十世雇佣的瑞士人向巴黎人民开枪，他肯定不会说这些善良的瑞士人之所以在那里是为了避免打扰法国臣民(法语译注)。

[25]也被称为第一非洲人或伟大非洲人(前235—前183)，罗马将军，他曾在西班牙，之后又在非洲对抗迦太基军队，并征服迦太基。在其生命后期，他在罗马受到贵族集团的攻击，贵族集体担心西庇阿家族的巨大、持续的政治威望。这里，拉·波埃西可能有误，在《李维》22章，15，25，可看到相似观点，但出自Fabius Maximus之口，后者是Scipion的政敌(G.Allard注)。

[26]Terence(前190—前159)生于非洲，是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他是希腊化年青贵族团体成员，西庇阿也是该团体成员。他写了六出喜剧，其中就有拉·波埃西引用的《阉人》，Thrason即是该剧中的一个人物(G.Allard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