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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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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增长”是当今社会的头等大事,因而政府的经济学家们被眼前的经济衰退难倒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放任主义”这个词的来历?

17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其体制被人称为“受混乱限制的专制主义”。国王对每个人的生命、工作和财产都有绝对的权力——只是因为某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失职,人民才会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自由。

路易十四是一个典型的暴君:一个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的庸人。他在位期间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漫长但最终胜利的战争,把人民统一在这样的“国家目标”之下;他把法国建成欧洲强国和文化中心。但是,这种“国家目标”的成本太高,给路易十四的财政政策带来了重重危机,最终只好采用不断提高税收搜刮百姓的权宜之计来解决。

柯尔培尔是路易十四的主要顾问,也是现代最早的集权主义者之一。由于相信政府法令能够创造国家的繁荣,高额税收只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取,因而他一心希望“通过鼓励工业发展普遍增加财富”。他的方法是实施各种各样的政府控制,制定详细具体的法规。这些都窒息了企业的活动,其结果只能是可悲的失败。

柯尔培尔不是企业的敌人,肯尼迪总统也不是。柯尔培尔真心地想帮助企业。有一次,他问一群企业主,他能为工业发展做些什么,一个名叫勒让德的企业主回答说:“别管我们!”

很显然,17世纪的法国商人比他们20世纪的美国同行更有勇气,他们对经济学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知道,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样可怕,如果政府真的要对国家的繁荣有所帮助,就只能选择放手不管。

有的人可能会说,适用于17世纪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今天,因为我们是乘喷气式飞机,而他们坐的是马车。他们这样说就像是说现代人不必像古人一样需要食物,因为现代人穿风衣和宽松裤,而过去的人是戴撒了粉的假发,还用铁箍撑裙子。这是一种狭隘肤浅的观点,或者说是缺乏区分本质和非本质的能力,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今的这种经济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想一想本质的问题。如果政府控制在前工业时代除了导致瘫痪、饥饿和崩溃之外一事无成,那么在今天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中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于官僚们来说,哪一种形式更容易管理:是手纺机和铁匠铺,还是由无数极富创造力的人们建设和维护的电子工业?

不管人们怎样利用财富,人们首先要创造财富。就经济学而言,柯尔培尔和肯尼迪总统的动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想实现国家的繁荣。不管通过税收榨取的财富是用于路易十四还是用于今天的“劣势人群”,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来说都是一样的。不管一个人被捆绑的目的是“崇高”的还是卑微的,是为了富人的利益还是为了穷人的利益,是为了什么人的“贪欲”还是“需求”,但是,只要他是被绑住了,他就无法生产。

所有被束缚的经济都难逃同样的下场,不管这样做有多么动听的理由。

为了促进“消费需求”?如果算一算需要多少今天手持救济卡的家庭主妇去消费才能达到曼特农夫人和她的同伴们所提出的“消费需求”,那可能会很有趣。

为了“公平”的财富分配?路易十四特别恩宠的人并没有比别人享有跟多的不公平的特权,而我们今天诸如比利·索尔·埃斯蒂斯之流的“有后台的贵族”却不同了。

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如果通过牺牲个人利益确实可以获得所谓的“国家利益”,那么路易十四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他的大部分奢侈并不是为了自己:他确实把法国建成了一个国际大国——但破坏了它的经济。

为了促进我们的“文化”或“精神”进步?政府补贴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所培养的戏剧天才,能和路易十四作为“艺术赞助人”培养出来的(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等)媲美吗?这很让人怀疑。

动机不能改变事实。要提高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繁荣,首先的条件就是自由;人们不能——从道义上也不愿意——被人强迫着进行生产。我们当前的经济危机并没有什么什么神秘色彩。和柯尔培尔一样,肯尼迪总统向各种经济群体广泛征求意见,想知道能为它们做点什么。如果他不想在青史上留下和柯尔培尔一样的记录,那么他应该听一听现代勒让德的声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他就会给他一个同样简单而不朽的建议:“解除控制!”

1962年8月5日

来源:公众号“思想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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